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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我的故乡    我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叫贵驷桥的镇上,贵驷桥在当地算是一个大镇,我们家住的地方名为‘牌楼张’或‘排头张’;简言之我们家在当地似乎有一点小小名气。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我的故乡

   我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叫贵驷桥的镇上,贵驷桥在当地算是一个大镇,我们家住的地方名为‘牌楼张’或‘排头张’;简言之我们家在当地似乎有一点小小名气。

   我的家族原本是大户人家,到了我祖父一代,家道渐渐中落,我们现在在贵驷桥的房子,是我的祖母用她自己私房钱建造的,在当年,仅仅用私房钱就能建造几千平方米的房子,可见这个私房钱一定不是一个小数目;房子建造好以后,我们这一支就搬到了贵驷桥现在这个屋子里来了。

  我的祖父张之棠是中医,在当地很有名望,随着居住和生活的稳定,家道逐渐宽裕,我的父亲张玉麟,出生于1901年,在他懂事的年龄,恰逢辛亥革命的新思潮新风气,他除了跟祖父学中医之外,同时自学了许多声、光、电方面的书籍,因此我的家里除了有许多中医书籍、各种古典小说、诗词歌赋、诸子百家之外,还有许多当时在诗书人家比较少见的现代理化书籍和医学书籍,这也是我父亲虽然也是中医,却和其他的中医在治疗的理念上,区别甚大的原因之一。如果倡导中西医结合,那么,我的父亲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先驱者之一了。

   我是1932年旧历3月初5出生,我祖父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我父亲又只有我一个儿子,因此我就属于两代单传,这是一种传统思想的说法,事实上我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大姐比我大六岁,二姐比我大四岁,妹妹又比我小四岁。记得妹妹出生的前一天,两个姐姐和我在我们的小天井里拍皮球玩,这时,妈妈挺着个大肚子也来了,看到我们拍皮球,她也过来用右手拍了几下,另外一只手托着腰,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第二天妈妈就生了;我记得是下午,妈妈在房间里,爸爸也在里面,另外有接生的护士;他们在楼上,房门是关着的;我和两个姐姐也悄悄地上了楼,躲在门外偷偷地从门缝里往里看,企图看到些什么,门缝只有小小的一条,大家都想看,挤过来挤过去,爸爸在里面听到声音,就问:所银(宁波话什么人),二个姐姐一听,马上连滚带爬跑下楼去,我一个人还呆呆地站在门口,爸爸又在问:所银?我只好答应:是我。爸爸说:娘希匹,进来吧。我于是就推门进去到了里面,我看到阿妹已经生出来了,护士正捧阿妹到澡盆这边,我当时只看到阿妹的肚脐上,有一根长长的花棍子,上面有红的蓝的白的旋线,很好玩,我想这大约就是阿妹在玩的玩具吧。

   我父亲对子女对管教是很严格的,但是也多少有一点偏心,而且离不开重男轻女的旧思想,记得我四岁那年夏天,大姐二姐带着四岁的我,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在前面祠堂玩‘四柱斗壁角’,四个人一人占一根柱子,四个人相互交换位置,当你离开柱子的时候其他的人就可以迅速抢占你原来的位置,在这场游戏中我不幸跌了一交,而且更不幸的是我的头刚好碰在了柱下的石础上,正所谓头破血流,当年我四岁,至今我的额头上,还留下深深的疤痕。我的两个姐姐也受到父亲的训斥。

   我家门口有条河,河上有两条在当年很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桥,其名一为百岁桥、一为教养桥,河约二十多米宽,河流湾湾,可以通航,爸爸在年前就雇一只脚划船到宁波采购年货,回来的时候买了好多吃的、用的、和当时的一些时髦用品;我的爸爸是一个很现代化的时髦人物,在七十多年前的宁波贵驷桥,我们家就全部装上了透明的玻璃门玻璃窗,家里装上了无线电,这在当年的贵驷桥,是很少有的;河水清清,我家门口的这条河,不仅仅可以通航,而且由于河水清澈,还可以洗衣服,洗菜淘米;我的二姐就在某一次洗东西时不幸落水,至今我还记得她被救上来时的样子,看到水就害怕。

   我五岁就开始就在我家河对面的驷桥小学读书,驷桥小学当年也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学校,校园内都是水泥道路,建筑都是西式的洋房,有宽大的走廊、教室、礼堂,一个小学校,拥有很大的一个足球场,足见驷桥小学当年的规模、新派、现代化,爸爸就在那个足球场里学骑自行车,跌了很多交,腿上、手上搽了很多红药水,结果还是没有学会。

   刚刚上小学时,我的成绩很好,每次考第一名,爸爸妈妈都好高兴,这些都是童年的记忆。

   贵驷桥在宁波东北角,有汽车直通宁波市区,交通方便,家里经常有亲朋好友来往,由于爸爸的医德高超,在这一带颇有一点名望,常常有士绅大户人家来请爸爸出诊,于是就在午饭后,坐自己家的橋子出门去出诊,晚上一家人围坐吃饭,吃饭时爸爸一边喝一点老酒,一边讲一些故事或笑话,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有一个人请客,客人落座坐定,主人端上来一盘白切肉,肉切得非常之薄,实在不够吃,于是客人吟诗一首,诗云:

        主人之刀利且锋,

        主母之手轻且松;

        片片切来如纸薄,

        盘盘盛来无两重;

        忽然窗外起微风,

        袅袅飞入九霄中;

        急忙开门去寻找,

        已过云山十万重。

   另外如:

        无肉令人瘦,  

        无竹令人俗,

        若要不瘦又不俗,

        除非餐餐笋烤肉。

   等等等等类似的故事笑话很多,总之,一家人生活和和美美,其乐融融,这就是我 六岁之前在故乡的幸福童年。

  第二章 离开故乡和七七抗战

  1938年的春天,一天,家里来了几位亲戚,妈妈教我说:这是舅公舅婆,还有两个妹妹叫香英、秀英,舅公在桂林开了一个机器厂,自己做老板,身材胖胖的,派头十足,舅婆很年轻漂亮,烫着头发,穿着入时,画着细细的眉毛;舅公姓孙,是我外婆的弟弟,年纪并不大,可能比爸爸稍微大几岁吧;这样一来,在辈分上,舅公是我爸爸的长辈;在年龄上,他又大了几岁,他就以长辈的口吻和爸爸说:现在日本人打进来了,这边很危险….此前因为日本飞机轰炸宁波,炸了老江桥、新江桥;贵驷桥距离宁波很近,因此在轰炸的时候,房子也受到震动,爸爸特地集中了几张八仙桌,上面垫上厚厚的棉被,一旦空袭日本飞机来了,我们就躲到桌子下面。爸爸说主要是防止房子因震动过烈,部分倒塌或梁柱跌落造成伤害,要是炸弹刚刚掉在屋顶上,那也没有办法。有一次我和大姐二姐在田边玩,日本飞机来了,我们立刻钻到旁边的蚕豆田里躲起来,这时蚕豆刚刚成熟,我们就在蚕豆田里摘蚕豆剥壳吃生蚕豆米;….

  . 日本飞机的主要目标,我估计可能是宁波、镇海、这是工业和港口,奉化、溪口,这是蒋介石的老家;而这几个地方到贵驷桥都很近,因此抗战初期,日本飞机几乎天天在我们头上飞;舅公的意思是为了全家的平安,不如和他一起到桂林去,桂林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全国许多文化单位政府机关著名人士等等,都在那边,当地下江人也很多,舅公自己开有一个机器厂,熟人也比较多,租房子住下来安屯一家人应该没有问题,同时也可以挂牌行医,…..爸爸经过思考,决定带领全家到桂林去。

  第三章 第一次逃难

    1938年春天,爸爸时年37岁,妈妈31岁,我6岁,两位姐姐是10岁和12岁,还有一个妹妹,1岁。全家六口,由爸爸带领,离开了窗明几净的小康之家和山清水秀富裕的故乡,从此踏上了流亡和逃难之路。

    我们全家六口舅公一家四口,共计十人,爸爸虽然聪明能干,但也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于是这一大队人马的指挥权自然就落到了舅公身上,不知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坐火车,而是曲曲弯弯时而坐汽车,时而坐便车,偶尔还坐人力车,穿过余姚、曹峨江、金华、…

    由浙江而江西,由江西入湖南,这里要着重讲一下我的第一次遇难.:

   由于一行大大小小有十个人,再加上好多行李,所以一路行进相当缓慢,车子也不好找,舅公在桂林的机器厂由于老板离厂时间太长,也急需他尽快回厂处理各种事务,所以和爸爸商量决定把人分成两批,舅公带着我先走,爸爸带领其余的人和行李走,约定在衡阳火车站见面。

   我的第一次遇难

    按照约定,舅公带着我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找到了一辆货运卡车,平常叫做黄鱼车,就是卡车司机一方面拿着老板的工资,帮老板开车运货,一方面又顺路搭一些客人,收一点路费;舅公找到的这辆车已经有十几条黄鱼在车上了,根本挤不上,舅公叫我坐在车子前面前轮的挡泥板上面,左右两个挡泥板上各有一个大灯,用手把灯抱住,舅公和我各坐一个挡泥板。我当时的年龄应该是六岁。

    车子开出后,我非常开心,那个时间大约四月份,天空晴朗,阳光暖洋洋的照在身上,迎面的风呼呼吹来,视野开阔,我的两只小手紧紧的抱住车灯,我明白,不紧紧抱住,掉下去就会没有命的,正当我高高兴兴扬扬得意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整个的天一下子压了下来,眼睛一黑,我已经睡在地上,而身上都是歪七斜八的装满了货物的包装木箱,它们之间互相支撑着并没有直接压在我的身上,我这时意识到我们翻车了,我听到有人用力在喊:救命…我也学着喊救命…不久,我感到有人在拉我的脚,我大喊:不要拉!因为我的全身都被卡住了,脚一拉,当然就痛。后来我听到有人在搬东西,逐渐我们头上的木箱终于搬开,我们获救了。

    后来我知道原来这条公路的两边都很低,路基很高,落差有四、五米,原本不宽的公路却在路两边挖了又宽又深的两条壕沟,汽车开到这里,前轮避开,后轮却猛烈一下陷落下去,于是车里的全部人与货就统统倾倒到路基下面的山坡上,幸好,虽然路基高差有四、五米,但全部是土基,没有什么石头,但就这样,还是有很多人受伤,其中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子,头颈受伤,头都抬不起来了。每个人好像都带点伤,只有我好像什么伤都没有,连皮都没破,真是奇迹。

    我们历经艰难终于到了衡阳。

  第三章 桂林的生活

    在衡阳,我们全家又团聚了,爸爸穿着 长衫站在那里,一边和舅公说话,一边用手抚摸我的头,我抱住爸爸的腿,把脸贴在他的腿上。

    我们全部上了火车,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桂林。

   我们住在桂林的北极路。

    桂林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桂林山水甲天下嘛,可惜我那时年龄太小,根本不懂,再加上全家刚刚从宁波贵驷桥过来,俗话说:出门三里,不如家里,何况我们千里迢迢,远赴他乡,除了舅公一家,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在桂林是一个熟人都没有,全家大大小小开门就是七件事,全靠父亲一人,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贵驷桥时,我们还是小康人家,可现在到了这边,背井离乡,举目无亲,全家人只能省吃俭用,我们住的北极路房子马路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厂,叫广西纺织厂,这时正在招工,十二岁的大姐和十岁的二姐自己商量一下,自说自话就去报了名,做童工。爸爸妈妈鉴于当时的实际困难,也只好同意, 我则被安置到火车站附近的桂林市难童小学上学,那是包括书籍在内全部是免费的,爸爸挂牌行医,妹妹尚小,在家由妈妈带着。经过一番努力,总算把全家安屯下来。

    有一天晚上大约十点多钟,大姐二姐上中班尚未回家,忽然听到敲门声大作,妈妈急忙下楼开门,只见四、五个男女工友,抱着大姐回来,二姐跟在后面,原来大姐被开水烫了,幸好只烫着臂膀,没有烫到脸上;原来广西纺织厂的锅炉房,每天都有很多废热水排放,有许多工友就用桶把热水拎回家,以减轻家里开支;大姐她们想到家里也需要热水,因此也去放热水,结果不幸被烫,至今在臂膀上,仍然留有伤痕。

    桂林,有一个战时儿童教养院,教养院收容由于日寇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儿童,教养院免费提供食宿,免费提供衣被,免费提供学校学习,免费提供书籍纸张各种学习用品。大姐在烫伤痊愈后,和二姐一起,打听到这个地方,于是就一起去报名,要求到儿童教养院去学习。

  儿童教养院在桂林郊区,离市区大约有十多里路,为了节约路费,入院的

  第一天两个姐姐带着我走路去,哎呀,这路实在太远了,我们走呀走,从早上

  出门一直到中午,我可实在是走不动了,要知道我那时才七岁哟!

  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桂林市战时儿童教养院。大姐领着我们办完各种

  入院手续,我们也找到了各自铺位。一切就绪后,我们就到河边去洗澡。

   当时正是六月,天气比较炎热,教养院的门外有一条河,很多男男女女学

  生、教职工、大家都穿着短裤、或说是游泳裤,在水中嬉戏、游水,我一看到

  这么多人在水里面玩,兴奋得很,立刻甩掉大姐她们拉住的手,赶紧脱掉衣裤,

  迫不及待地冲进水里,但是,迎接我的却是没顶之灾――我马上沉入水中,尽

  管我手舞足蹈企图浮出水面,但是仍然喝了许多水,好在当时有许多人在河里

  游泳,所以立刻就被他们从水里面捞起来,这时的我,算是对水有了一个新的

  认识,再也不敢随便下水了。

  儿童教养院的伙食不好,而且饭似乎不太够,米是黄糙米,每次开饭,我都

  吃不下,但是其他同学胃口好得很,第一碗饭吃得很快,第二碗就打冲锋,装得

  满满的,动作稍微慢一点,第二碗就吃不到了,我是一碗都吃不完,顿顿只吃一

  点点,更要命的是我忽然生病了,可能是那天在河里呛了几口水,喝了一些河

  水,而那河水又不是太干净。我的症状主要是拉肚子,有时有点低烧。

  那天午后,我正迷迷糊糊睡在床上,两个姐姐一起来到床边,看到我瘦弱

  的身体,深深凹下去的肚皮和高高耸起的肋骨,她们商量了一会,决定还是送我

  回家,因为她们也害怕,这就是我在儿童教养院的短暂经历。

    到桂林以后,由于全家六口,负担较重,又是异乡客地,所以父亲就向舅

  公讨要当初在宁波贵驷桥时向父亲借的钱,当初舅公到贵驷桥,到我家来住了

  几天,见我们家境况很好,就动了念头,舅公很会吹牛,这时就发挥了他的天

  才;从日本人的打仗,谈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从宁波贵驷桥的沿海地理位置,

  谈到日本人的海滩登陆;从日本人的烧杀掠夺,谈到我父亲心中的一子三女,

  妈妈那时又很年轻;从舅公在桂林有个人独资开办的五金机械厂,谈到桂林他

  的个人关系网;那时我们都还小,妈妈是个家庭妇女,而且舅公又是她娘家人,

  父亲虽然聪明,但舅公毕竟是亲戚,所以最后就同意借钱给他,他也答应一到

  桂林就把钱还给我们….但是古人说:借债容易讨债难,又道是善财难舍,最

  后钱没有讨到,反而和父亲母亲打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父亲母

  亲和别人打架。

     最困难的时光,也总是要过去的,随着时间的转移,爸爸的努力,全家人

  的省吃俭用和妈妈的精打细算,最困难的日子,总算慢慢过去了,生活逐渐稳

  定和改善,这段时间里,最值得记忆的几件事,一件是大火烧了房子;一件是

  爸爸学做生意。

  火烧房子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当时租住在北极路,北极路虽然在桂林的北

  门外,但是却是桂林北站(火车站)的主要通道,而桂林北站又是桂林的主站,

  所以这一条路也是商贾云集,我们住在二楼,楼下是一家饭店;火不是我们这

  边烧起来的,那天上午大约十点多,父亲的一位朋友叫李光海,正好来我家与

  父亲讨论一些事情,这时有人在呼叫:失火啦!失火啦!父亲连忙和李光海一

  起下楼来到马路中间观看,我当时的感觉好象失火的地方离我们家还很远,一

  股黑烟冲天而起,当年桂林的房子,绝大部分都是木结构,加上那天风又大,

  转眼之间火已经烧到了我们家的后面,我们站在马路中间只觉得一股股热气逼

  人,热浪翻滚,要想再返回到自家楼上去搬东西,已经不可能了。幸好从楼上

  下来的时候,父亲拎了他的一只公文包,李光海也随手拎了一只皮箱;这些就

  是这次火灾的幸存品,也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了;幸好全家六口平安。

  火灾的当晚,我们已经变成无家可归,只好住旅馆,住了几天旅馆后,又

  找新的住房租住,生活的担子很重,我们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这时父亲开始

  不仅仅替人看病,而是开始学做生意,先是和李光海他们到广州,做点五金、

  西药生意;后来和几个朋友合作,又在环湖路开了一家公司,再后来又在漓江

  对岸办了一家化工厂,主要是想生产做防雨布,做雨衣;为了做化妆品香精,

  我看到父亲收购了大量的白兰花,只可惜后来好象没有成功,带回家许多半成

  品的所谓香精,妈妈和姐姐们,都不想用。

  在这期间,父亲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如当年在桂林很有点名气的指法画

  家藤白也,李光海、李光雷(李光海的弟弟)因为都是镇海人,来往又比较密

  切,这时我都以阿叔相称,顾记信因为和妈妈同姓,我便以舅舅相称。

  父亲以上的投资,其收益如何,我不太清楚,但是时隔不久,这些公司、

  工厂,陆陆续续都先后结束关门,父亲这时又心血来潮,要办一个食品厂,有

  一个毛师傅,过去是宁波一家糖果厂里的掌门师傅,这时也逃难来到桂林,由

  顾记信介绍,就来父亲这里帮忙。经过研究,糖果厂就取名‘天福糖果厂’,

  天福者,二人之福也,因为是父亲和顾记信二人合伙做的,故名天福。

  天福開張,我們都很高興,我是尤其高興,因為家里買來了許多好吃的原

  材料:花生米、芝麻、怡糖、白糖、各種香料香精等等,最開頭是做花生糖、

  芝麻糖,然后又做豆酥糖、酥燒餅、春卷皮、…毛师傅一边做一边教我们,我

  在旁边也在听,至今,我还记得怎样做花生糖、豆酥糖。天福厂开工后生意怎

  么樣,我不太清楚,后來漸漸就不做了。但是這一段時間,我倒是的確吃了不

  少糖果之類的東西,包括花生糖豆酥糖之類的做法,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也

  可以說是師出名門。

  糖果厂慢慢的不做了,毛師傅也走了,只有顧記信仍然留在我家沒走,幫

  忙燒燒飯,做點雜事,父亲又出主意叫他去卖牛肉粉丝汤,我就天天下午到他

  那里去吃牛肉粉丝汤,这相当于今天的湖南米线,顧記信也是鎮海人,和媽媽

  同姓,所以我就喊他舅舅;這段時間里,我跟他學會了下象棋。

  记得父亲还开过蚊香厂,那时夏天蚊子很多,于是父亲就动脑筋想做蚊香,

  这次可没有开糖果厂那么好玩,买来的都是不能吃的东西,买来许多纸、木屑,

  还有砒霜之类的毒药拌在木屑里,灌入纸带…都是一些土法生产和手工作业,

  后来也是不了了之。剩下大批的纸,以后上厕所、写字、画画,用了好长时间

  都没有用完。

  第四章 桂林的大轰炸

  我们到桂林时间不久,日寇就开始了对桂林的轰炸,一开始是空袭警报,

  全市弥漫着刺耳的警报声,久久不息,只要天气晴朗,上午九点多钟,空袭警

  报就来了,接着,快的几分钟,慢的也就十几分钟,紧急警报就急促地大叫起

  来,好在桂林有很多很好的天然的山洞,可以躲避警报,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桂

  林,有许多山,这些山都是二叠纪的石灰岩经地壳变动后隆起来的,形状怪异,

  经几千年雨水侵蚀,每座山都有大大小小许多溶洞,有些洞很大很高,可以装

  几千人,洞里面冬暖夏凉,风景秀丽,有许许多多石笋、钟乳石,有些地方石

  笋和钟乳石联成了一个整体,就变成了石柱,洞壁上也有许多因水的溶蚀再生

  而形成的种种造型,在人们手电筒的光照下,光怪陆离,想什麽,象什么。还

  有什么象鼻山、七星岩这样的山洞,要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风景名胜区,要

  买几百元门票才能进去的地方,当年可都是躲警报的好地方。

  但是尽管桂林的山洞这么好,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去,因为日寇的飞机

  并不全部是白天来,有时是晚上来轰炸,往往是我刚刚睡着,空袭警报就开始

  响了起来,因为天天逃警报,每一个家庭都把家中一些最重要的衣物财产细软

  等财物,整理打成一、二个包裹,或者箱子,警报来了,大家立刻拎了箱子,

  扶老携幼,逃到最近的一个山洞去躲警报;警报解除了,大家又把箱子拎回来,

  到家后也不用打开,以备晚上或明天再用;那天晚上,我刚刚睡着,警报响起

  来了,父亲拎了箱子,两个姐姐也各自拿了一点东西,妈妈抱着妹妹,一边来

  叫我起来,但是我刚刚睡着,睡意正浓,哪里肯起来,一边继续睡,一边说: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但是,父母的爱子之心,怎么肯让我一个人留在家中呢,

  最后在他们的逼迫之下,我只好从床上爬起来,跟着他们一同去躲警报,但是

  心里却非常不服气,因为天黑,我一路跟着他们后面睡眼蒙胧、跌跌撞撞,嘴

  里还要叽哩咕噜,这样在山洞的进口处,被地面的石子攀了一下,一交跌倒,

  右边眼睛的眼角,正好跌在地面一块石头的尖角上,立刻血流如注,姐姐们马

  上把我扶起,幸好是在眼角,如果再偏一点,我的右眼就完蛋了,我的右眼角,

  至今留有深深的疤痕,作为日寇侵华桂林逃警报的永久纪念。

  第五章 开始看小说和京剧启蒙

  我第一部學會看的小說是西游記,這個時候我大約是小學三年級;我一開

  頭是聽到我的母親在講故事,讲到孙行者七十二般变化…这故事马上吸引了我,

  第二天,我立刻到处翻找,在母亲的枕头下面,找到了一本西游记,那时,我

  才是小学三年级的小学生,西游记上有许多字都不认识,我是半看半猜,不认

  识的字,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猜测,大概懂得就行,主要是看故事情节,我被

  这部伟大古典名著的神奇内容,深深的吸引住了,以致看完了西游记,仍然不

  过瘾,于是再到书店去找类似的书籍,在这个阶段,我找到了‘后西游记’‘

  四游记’等,后西游记是后人模仿西游记的内容情节,重新编的;四游记则是

  由东游记、南游记、西游记、北游记四个游记合成,其内容讲的是八仙得道、

  哪吒闹海、东岳大帝得道等等神怪故事,现在也不是记得很清楚了。但是其文

  采和文学水平,与西游记相比,则相差甚远。

  父亲买回来一台留声机,在四十年代初期,留声机可是一件高级商品,我

  们一家天天听留声机唱戏,主要的有粤剧、京剧,两个姐姐跟着唱片学京剧,

  我也跟着后面学唱法门寺的刘公道;我的京剧爱好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京剧和越剧不一样,其故事题材和取舍方法也大不相同,越剧是我的家乡

  戏,从前叫的笃班,是一种乡村小戏,演绎的大都是些民间故事、传说,大部分是属于私托终身後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这样一类典型的框架传说

  故事,如何文秀、孟丽君、双珠凤、玉簪记等等;京剧不同,京剧大部分取材于历史小说,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上至三皇五帝,东周列国、三国、隋唐演义、宋明两代和明清八大家的历史故事,几乎都有剧目演绎,它们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当然,京剧不等于历史,但却有助于了解历史和记忆历史,我自我感觉我对历史的认识和头脑中的记忆,京剧对于我来说帮助很大,是受益良多。所以在以后我二十多岁在煤矿专门学校学习时,曾利用课余时间,全面系统地阅读了有关京剧的很多书籍,包括著名京剧名家的传记,记得当时图书馆的管理员就很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专门借阅京剧方面的书籍?这和我的专业也对不上口呀?

  转眼到了一九四四年,我们在桂林的北极路上,有了自己的一处房子,房子很大,是在两条马路的交叉口上,一边是北极路,是大马路,一边是一条小马路,往前走是通往警察局。房子有一个院子,可以种点花草,房子有很多间,父亲看病有专门的一间,顾纪信这时还在我们家,帮助妈妈烧烧饭,教我下象棋,陪妈妈讲讲话,这个时候,好像家里的生活,有了相当的改善;记得有一次到城里去看戏,那是一个午场,两个姐姐和我同坐一辆黄包车,黄包车是人拉车,在初夏午后的日照下,汗水淋漓,衣服都湿透了,我们坐在车上,大姐对我说:阿弟,你要好好读书,要不好好读,将来只好拉黄包车…;这句话,我深深地记在我的头脑里,至今记忆犹新。

  看电影

  我在八、九岁的时候,父亲有时看电影就带着我一同去,桂林有一个乐群电影院,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当然的条件就很不错,我记得看过的片子有美国的神箭奇俠,大独裁者,幻想曲,我都看不懂,我只喜欢绿野仙踪、木偶奇遇记、白雪公主,其中匹诺曹的鼻子,由于撒谎而变长….卡通片对于我来说,是我最喜欢的了。

   第五章 第二次逃难

  一九四四年春天,湘桂战争爆发,长沙大火,日寇沿湘桂铁路向广西进

  逼,桂林是首要目标;其时在桂林的由东南各省逃难来桂的大批群众,文化

  人士、也有许多来桂林后投资建厂、办公司,其中不乏颇有业绩的成功人士,

  都纷纷作逃离桂林的打算;一时间桂林这个地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

  亲也只好抛弃几年来在桂林辛勤努力,刚刚安屯好的这个家,想办法再次逃

  难。父亲在桂认识的一个同乡,叫陈炳勋,他是一家五金机械厂的大老板,

  是浙江宁波人,同乡关系;他有火车车皮,是为了搬迁工厂的各种设备车床

  用的,承蒙他的同意,我们把行李细软搬到他们的车皮上,他们在车皮上腾

  出一小块地方,给我们摆东西和上人、睡觉,这时大约是一九四四年的四月,

  这几天,太阳已经很辣了,记得很清楚,父亲为了处理房子、打点行李、联系火车车皮,和陈炳勋联系同乡情谊,连日奔波,等到那天下午四点钟上了火车,看到一家六口,全部坐在火车上那一小块给我们专门腾出的地方,父亲开心地笑了,我看到父亲裸露的两条臂膀上,已经被无情的烈日,晒脱了一层皮。虽然我们已经是第二次逃难,可是我们已经在桂林生活了七年,桂林已经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七年来,在父亲的带领下,经过全家人的共同努力,在第二故乡的桂林,我们有了新的家,新的朋友,新的生活,我们全家的感情已经融入了当地,我们和桂林,已经是情同故乡,难舍难分,但是,日本人打来了,我们不得不跟着大家一起逃难,几十万人、大家都要逃难,我们都不愿意做亡国奴。当天旁晚,当火车渐渐开动,我听到大家高呼:再见吧桂林,我们的第二故乡。

  这一次桂林逃难,和从宁波逃难出来不同,宁波出来虽然交通工具比较

  原始,但是目的地很明确,目的地是桂林。而且有舅公一家相陪,所以一门

  心思就往桂林去;这一次没有舅公一家,相对就自由得多,父亲原本就不想

  离开桂林,这是日本鬼子逼的,谁原意携家带眷奔波流离到处去逃难呢?所

  以一开始,父亲就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是随大流。

  火车开出后,第二天就到了柳州,柳州这地方虽然都在广西,但是我们

  完全是陌生的,父亲领着我们,先找了一个旅馆住下,父亲这时日夜盼

  望的就是早日结束战争。在柳州住了十几天,忽一日,父亲在报上看到

  一条消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下台….,父亲非常高兴,我问为什么?父亲说:东条英机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他一下台,战争就打不长了,父亲躺在床上,一面讲着东条英机下台可能对时局产生的影响,一面唱诵杜甫的一首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父亲是读古文的,读起诗来,抑扬顿挫,刹是好听。可惜父亲是书生论国,后来的时局发展,跟父亲的想像完全背道而驰,东条英机下台没有几天,桂林就沦陷了,桂林到柳州只有一个晚上的车程,柳州是不能住了,我们赶紧离开柳州,再赶火车,这次可不像在桂林,有陈炳勋他们帮助,这次可全得靠我们自己,好不容易上了火车,父亲脑子里可能还在想着东条英机下台的事,幻想着战事可能会很快停下来,所以我们没有跑多远,到了广西宜山,就下来了。

  宜山是一个县城,我们在城里租了房子,是一座楼房的楼上,房子很旧,在楼梯转角的木板墙面上,有几个大洞,大洞的那面是一个戏院,天天晚上有时下午,戏院都唱戏,我们在大洞的这边通过大洞,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舞台上的演出,他们唱的是京剧,我们――主要是姐姐们和我,有时妈妈也来看,父亲是不来的。有一次,妈妈把戴在手上的一枚戒子,掉在楼梯肚子里,这下可不得了,大家点着蜡烛,顾不得楼梯下面灰尘噗噗,小小一枚戒子,可真是费了心了。

  在宜山住了一个多月,时局愈来愈紧张,同时父亲在宜山也没有什么

  事做,于是计划到金城江去,金城江是黔桂铁路上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从桂林逃难出来的许多人,都不约而同把金城江作为暂住地暂住,以观时局的变化,再作打算;在金城江的车站周边、铁路两侧沿线,有许多临时用毛竹、蔑片、蔑席等搭起来的临时房子,一小间一小间,这是一些善于捕捉商机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提前几个月,在这里租好地皮,雇工搭建的临时房屋,不漏雨,能避风,专门造好了来卖给我们这些从湖南、桂林、柳州各地逃难来到金城江,暂时又不想再走,自以为聪明,想在这里静观时局变化,再做打算的人们,父亲就是这群聪明人中的一个;当然,聪明人不只我父亲一个,在桂林开工厂、包车皮搬厂的陈炳勋,居然在金城江碰到了,他是大老板,他也是聪明人中的一个,也在金城江静观事态的发展;何况我们。

  在金城江,碰到了许多桂林的老朋友,大家都做了聪明人,其实这也反映老百姓反对日本侵略,渴望和平的内心愿望,何况报纸上的消息东条英机的下台,都给我们带来幻想――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大家准备的是青春作伴好还乡。在这样的气氛中,父亲带领全家,顺理成章地也在金城江停了下来,也买了一处用毛竹、蔑片、蔑席搭建的临时房子,大家都在静观时局的变化。

  在这期间,对于我来说,书,是没有读了,金城江并不是一个城市,也没有中学小学,金城江还不如宜山,宜山是一个县城,金城江是什么呀?什么都不是,我们住在火车站旁边,火车头成天就在门口不远处跑来跑去,火车是烧煤的,司机经常要通炉膛,司机一通炉膛,许多烧透和没有烧透的通红的炉渣,就一齐落在了铁道中间,火车头通过炉膛后,就开走了,这一大堆通红的炉渣,就可以拣哪些没有烧透的煤核子回来烧饭烧菜。我们全家在金城江,父亲不能做生意,又不能看病,全家六口,兵慌马乱,毫无生机,只依靠在桂林的点滴积累,大姐这时还在宜山教书;我在家无事,就去拣煤渣,这时是一九四四年的七月,艳阳高照,烈日当头,正是盛夏时节,我赤了膊,下面一条妈妈自己手工缝制的短裤,穿的一双也是妈妈手工缝制的布鞋,我一直不能赤脚,(赤脚在地上走,我感到脚痛。)一只手拎了一只篮子,这是准备装煤核的,另一只手抓的是自己做的、用竹干铁丝和退了火的锯条帮扎的一个爬子,当火车司炉工打开炉膛清理炉渣后,有时火车头并不马上开走,这时,我们拣煤渣的(通常有四、五个人,有时也会有十几个人)马上顾不得刚刚倾倒下来的炉渣,热浪滚滚,立刻围在火车头的两边,用爬子把煤渣爬到自己面前来,爬的越多越好,只有爬在你面前煤渣,你才有权去拣,火车头开走后,你仍然可以不慌不忙慢慢拣,所以,关键是司炉工打开炉膛炉渣落下来哪一刻,必须要不顾热浪滚滚拼命爬炉渣,用力爬炉渣,否则,你连煤渣都拣不上。

  拣煤渣是我的第一个任务,我的第二个任务是挑热水;火车头不仅仅清炉膛放煤渣,它有时还放热水,火车头驾驶室的下方,有放水用的水管,开关在驾驶室里,有时,水管里忽然放出来许多热水,没有人去用桶接的时候,热水就白白地流到地上;也有许多跟我一样的男孩去接热水,我那年正好十二岁,挑热水和拣煤渣不一样,拣煤渣只要把煤核拣到篮子里,拎回来就行了,热水不同,热水是两个铁桶,热水放满了,要挑回来,我不能挑东西,肩膀不能压,压了痛;但是没有办法,家里要热水洗澡,我只能勉为其难,每天去放热水,再跌跌冲冲把热水挑回来,有一次,热水放好还没来得及挑走,忽然火车头开动了,我的一只铁桶就被车头挤坏了。

  上面已经说过,金城江在当年,既不是市,又不是县,只是黔桂铁路上的一个编组中转站,根本谈不上什么市政设施之类的东西,由于战争的原因,一下子聚集了近十万难民,每天吃喝拉撒睡,混乱的情形,可想而知。因为人多,目标大,这里又是物资中转地,日本飞机,经常到金城江来空袭;由于管理的混乱,有一天,大约在上午九点多钟,发生了大爆炸,巨大的爆炸声和猛烈的气浪,使许多临时房屋倒塌,随后,巨大的爆炸声,一声接着一声,我们都以为是日本鬼子的轰炸机又来轰炸了,大家都拼命的往外跑,妈妈抱着妹妹,我和二姐紧紧的跟在父亲后面,大姐这时还在宜山,和我们不在一起;金城江不比桂林,这里没有山洞可以躲警报,而且这里当年根本不是城市,所以也没有警报,日本鬼子的飞机,说来就来了,莫名其妙猝不及防,金城江是个丘陵地带,地形高高低低,二姐因为害怕,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在一个陡坡下,瘫倒在地,口中念念有词: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走不动了…..前面说过,因为这里没有山洞,根本无从躲避,所谓逃警报,其实逃与不逃,效果都差不多;从住的地方逃到开阔地方陡坡下面,人口散开了,与居住地房屋距离远了,相对也就安全一些了;此时,猛烈的爆炸声,仍然不绝于耳,从上午九点多钟开始,一直延续到下午三点多钟,爆炸声才渐渐稀疏下来,直至完全停止。五点多钟,我们出去打听,只见人们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据说原来是金城江车站,由于膨胀速度太快,人口众多,管理混乱,军火库的弹药,有一小部份没有入库,就放在铁道边上,以至在火车头调度倒车时,发生碰撞,导致这一重大事故的产生。

  由于人口众多,管理混乱或者根本没有管理,霍乱开始流行,我们全家在父亲严格的管理下,总算逃过一劫;

  出于人们意料的是,东条英机虽然下台,但战争并没有停止。非但战争没有停止,反倒有加速的迹象,我们住在火车站,天天看到从柳州方面开过来的列车,开往独山、都匀方向,车头上、车头前、车头两边、车尾、车顶上、车肚下、两车厢连接处….真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挤满了人,一句话,都是逃难的;哪个时候,铁道上已经没有客车了,来的都是货车,满载内迁和搬厂的设备、原料、货物、各种矿产品,如江西的钨砂等,每一趟列车,都这样载满了逃难的难民。眼看着这样的情形,在金城江静观时局的许多人,坐不住了,父亲也坐不住,打算再逃;桂林的陈炳勋,这时也仍在金城江,也准备要走;好在父亲和他关系很好,陈炳勋在金城江也有一节火车皮,是专门运输他厂里设备物资用的,父亲希望陈炳勋答应,在他自用的车皮上,腾出一点地方,把我们家的行李东西和人,全部带上。如同在桂林出来时一样。陈炳勋很慷慨地答应了,陈炳勋是宁波人,同乡,宁波人的特点是:会做生意,讲义气,重视乡梓之情,一旦本身有了一点发展,一定会乐于作出许多造福乡梓的事情;陈炳勋这时介绍了他的两位随车押运人员让我们认识,一个叫周师傅,一个叫蔡师傅;他们是准备随车走的,认识以后,便于沿途照顾。陈炳勋本人则不跟火车一起走,他自己另有安排。

  这时,最麻烦的是大姐,她仍然在宜山教书,电话打不通,写信收不到,大姐本人对局势可能不关心,也或许不了解,稀里糊涂就一门心思在那里教书育人,赚取那一点点可怜的薪水,万般无奈,父亲只好决定亲自再下去一趟,到宜山去把大姐带上来。决定以后,父亲就马上动身,好在去宜山是往下行方向,而难民逃难都是上行方向,所以父亲很快就到了宜山,大姐还不肯走,据说是这个月的薪水还没有发下来,所以要等薪水拿到手才肯走;父亲那里能听得进这个理由,告诉大姐,这个钱不要了,性命要紧。马上打了一个铺盖,牵着大姐的手就直奔火车站,总算千辛万苦挤上了上行的火车。

  陈炳勋既然已经答应我们可以用他的火车车皮,我们就在周师傅蔡师傅的帮助下,把我们的全部行李东西,搬到了车上,这个车皮是一个平板车皮,也就是说车皮只是一个平板,是没有边的,陈炳勋已经有好多设备都装载在车上了,大大小小、高高低低、都用绳子捆扎,我们的行李就只能堆放在他们的设备材料等等的上面,填平摆稳,再在上面铺设几块铺板,用绳子捆扎牢靠;白天,人可以坐在铺板上;晚上,人再睡在铺板上,总而言之,现在火车上的这几块铺板,就是我的家了;我们又在铺板上面用几根棍子,搭了一个蓬,盖上了油布,这样,即使下雨,也不用怕了。

  由于火车上的地方有限,我们一家六口再加上周、蔡两位,一共八个人,显然地方不够坐,大家在一起商讨的结果是:父亲和大姐、周师傅三个人,空手步行,行李全部放在火车上,这样走路就要轻巧多了;妈妈二姐妹妹和我、加上蔡师傅共五个人,就在火车上跟车走,但是火车马上并不走,火车开出之前还需要调度、编组、行车计划等等许多环节程序,估计最快也要二、三天以后才会开出;所以一旦决定以后,父亲大姐和周师傅,就立即步行出发了,同时约定在南丹见面;预计父亲他们因为提前了二、三天或三、四天,可能会先到南丹,如果先到的话,就在火车站等我们。

  经过二、三天的等待,第三天旁晚,火车终于开出了,妈妈和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天气虽然很热,但是由于火车开行的速度,所以风很大,感觉还是满舒服的,在高高兴兴中,我们都慢慢地睡着了。第二天当我们醒来时,火车早就停在一个叫做河池的站上了。

  河池是广西的一个县,这时,由于时局紧张,难民遍地,我们坐在车上,只盼望火车快点开,就这样从早上一直等到晚上,火车是纹丝不动;第二天,又是一天,火车还是不动,这下可把妈妈急坏了,原先和父亲约定的是四天后在南丹火车站见面,现在已经过去三天了,我们还在河池,这怎么办?妈妈就和蔡师傅商量:假如明天火车仍然不走,她决定带我们三个人――二姐、妹妹和我,走路到南丹,去找父亲和大姐,火车上的行李,就麻烦蔡师傅照看…..;我一听,第一个起来反对:火车终归是要开的,你现在走,路上还要走二、三天才能到南丹,火车只要开了,半天可能就到南丹了,就算火车还要二、三天才开,那也和你同时到达,你走的这几天路,不是冤枉吗?当然,我是说服不了妈妈,但是妈妈也说服不了我,应该承认,我那年虽然才十二岁,可是个性却比较强硬,不太听话,最后妈妈只好妥协,让我和蔡师傅一起在车上,妈妈带着二姐、妹妹,三个人走路,到南丹去寻找父亲和大姐他们。这个时候阿妹才八岁,太小不能走路,没有办法只好化钱雇一个人,背着妹妹走。

  这个时候,火车上只剩下蔡师傅和我两个人了,又等了三天,火车还是不开,白天无事,我就拎个茶壶到火车站去卖茶;三天后,蔡师傅忍不住了,就跟我说:他要到南丹去寻找我父亲他们,叫我一个人在车上等着,不要乱走,他一定在三天之内回来….云云。当然,我只好同意,于是,蔡师傅也走了,这时候火车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白天到车站上去卖茶,晚上就回到火车上来睡觉,在这中间,我碰到了一个很熟的熟人,那天,我照例拎了茶壶到车站上卖茶,在汹涌嘈杂的难民流中,忽然碰到了李光海;在桂林的时候,李光海和父亲交往比较密切,李光海也是宁波镇海人,会计出身;本来我们全家在桂林就是异乡客地、举目无亲、人地生疏;自从认识并和李光海交上朋友以后,由于是小同乡,格外觉得亲切,真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于是,李光海就经常来我家闲坐聊天,和父亲一起喝酒吃饭,我们都喊称:阿叔。完全视同自己家的亲戚。在桂林相处几年,桂林那一次大火,我们家住的房子,也同时被烧,算是池鱼之殃,那一次李光海就正好也在我们家,下楼逃出来的时候,李光海顺手帮我们拎了一只箱子,这在前面已经说过。有一次,李光海要回宁波乡下去一趟,大约一、二个月再回桂林,父亲于是就托他顺便到我们家去一下,由于我们当初和孙祖德出来的时候,比较匆忙,准备不足,这时想到还有一些东西应该带出来,于是就托李光海这次回去之便,顺道去我家一趟,带一些东西。当然给了他一张清单,上面写明请他带的物品名称。过了两个月,李光海回来了,东西没有带到,据李光海说是由于我们全家走后,家中被盗,要带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找到….,云云;当然,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但时隔不久,有一天,我听到父亲私下在和妈妈说:李光海这次回宁波,实际上是到我们家去拿过东西的,并不是像李光海自己说的那样,家中被盗;李光海那天来我们家的时候,里面穿的那件狐嵌皮袍,就是父亲自己穿的那件,李光海在外面加了一件罩衫,李自以为别人看不到。但这件事,父亲并未声张,只是悄悄和妈妈说了一下,我只是偷偷在旁边听到了而已。父亲和李光海的关系,仍然一如既往。

  在蔡师傅离开河池,我一个人在车站卖茶的第二天,在车站碰到了李光海,李光海和一个女的两个人,背着行李背包,在逃难的人群中行进,我一眼就看到了他,因为在桂林的时候,李光海和我们家来往比较密切,我是以阿叔相称,现在在这兵慌马乱,又是我孤身一人的时候,碰到阿叔,应该是多么高兴的事情,我立刻迎上去,大喊一声:‘阿叔’!李光海是熟悉我的声音的,听到喊他,立刻回头寻声张望,看到我正一手拎着一把茶壶,一手拿着一只茶杯,光着膀子,穿着短裤,正在车站卖茶,李光海走过来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卖茶?我就告诉他:爸爸和大姐是先前就步行去南丹,在南丹等我们,妈妈二姐和阿妹是后来从河池走的,是去南丹找爸爸他们,火车上只有我一个人,原来有一个蔡师傅和我在一起,蔡师傅也在昨天去南丹寻找父亲他们去了;因此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李光海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说,我现在在卖茶;他问:卖了多少钱?我说卖了六、七天了;他又问:现在身上有多少钱?我说有十多元;李光海这时说:你一个小孩,身上带许多钱是不好的,你拿出来,阿叔帮你拿着,这样就会安全些。我说好的。于是就把身上所有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了李光海,这个时候,风声已一天比一天更紧,传说又是日本人已经到了什么什么地方,那里那里已经听到炮声….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李光海说,你可以先回到车上,把行李看好,我先到南丹,找到你爸爸,告诉他,你在这里。我说好的。李光海就是这样,又和那个女的一起,淹没在滚滚的难民的洪流中,消失了。

  到第三天,又有谣言说:火车不走是因为没有煤,现在日本人很快就要来了,为了避免把大批物资留给日本人,所以,所有装载有资源、货物、设备等等的车辆,由于无法运走,都要集中拖运到一个地方,予以炸毁。这样一来,我梦想的坐在火车上逃难,就根本不可能了;我再仔细观察,不远处,的确有一些满载物资的火车,在缓慢移动,似乎是在集中到某一个地方….我这一下子可是真的着急了,现在车上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全家的财产,都在车上,怎么办?怎么办?

  这个时候,是蔡师傅承诺三天一定会回来的第三天下午,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他的话算数吗?事实上,所有的难民都在朝着一个方向逃难,都是由金城江向河池、南丹、独山、都匀、贵阳这个方向走,没有一个难民是反过来走的,眼看着满载物资车皮,不断地拖向集中地区,准备炸毁,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考虑等待观察的任何一点时间了;我只好当机立断:马上动手把我们晚上盖的被子拆开,把棉花丢掉,这样就变成了被面和被里两部分,被里是漂白布做的,很大,完全可以当成一块大包裹布使用,可以包许多东西。我拆掉了两床被子,就得到了两床硕大无比的包裹布,然后又把车上的绳子解开,把箱子拖到车下,(因为车下地方大)然后打开箱子,这时有七、八个人,渐渐地围过来,想看热闹;我不顾三七二十一,一心在箱子里翻找我认为值钱的东西,拿出来,预备打成包裹,好背着逃难;箱子里其实很零乱,有父亲和妈妈穿的皮鞋,丝绸衣服,父亲的药品,新的毛巾,还有我们穿的新衣服等等,我并没有发现金银首饰等特别贵重的东西;只有一包各国硬币,有西班牙、香港、墨西哥、德国、英国美国和清朝的光绪通宝之类的东西,是一只很结实的黑色的双层小口袋装着,我也把它带着;由于东西多,舍不得丢掉,尽管已经忍痛甩掉绝大部分,但仍然用两块被里布,打成了两个大大的包裹,其余箱子里、地面、地上、车上的一切东西,统统的不要了。我们这已经是第三次倾家荡产了,第一次是从宁波出来,把宁波老家的东西――除了带来几只箱子铺盖外,其余全部放在宁波,实际是丢弃了;第二次是在桂林大火,除了李光海顺手帮我们拎出来一只箱子、父亲随身带的一只皮包之外,全家所有财产全部付之一炬;这一次是在河池火车站,可以算是第三次,父亲他们步行走时,只带的随身洗漱用品,全家的财产,统统都在车上,也已全部抛弃,我虽然用被里打了两个大包裹,后来由于行动困难,也陆续先后丢弃,变成了一无所有;这里先说当时:当我千辛万苦、精疲力竭地把包裹打点好,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

  一九四四年的八月下旬,我开始了我人生中历时最长、最为艰难、独立步行的逃难经历。

  首先想到的,是到南丹去寻找爸爸妈妈姐姐他们。但是这两个硕大的包裹,我实在是拿不动,怎么办呢?我坐在地上想了一会,决定先拿第一个包裹,往前走50米,放下第一个包裹,再跑回来拿第二个包裹,然后拿着第二个包裹,再向前走100米,放下第二个包裹,往回走50米,再拿第一个包裹,继续往前走100米,如此周而复始,…..我认为当前只能用这个办法;于是,立刻开始拿起第一个包裹,如此这般,当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第三个循环的时候,我看到蔡师傅回来了,蔡的皮肤被几天的太阳晒的黝黑, 脸颊上的胡须好长,他也看到我了,大家很高兴,蔡告诉我没有找到我的父亲母亲他们,所以就赶快回来了;我告诉他:火车皮要集中炸毁,只好拿了一些东西,逃出来了。虽然火车炸掉了,东西没有了,但是我们碰到一起了,所以,还是很高兴。这时,大约是下午四点钟。

  简单地叙述了一下这几天彼此的情况以后,我们就准备开始步行了;现在,蔡师傅背一个包裹,我背一个包裹,我们先沿着铁路走,大约下午六点钟,我们走到了河池前面的一个车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夕阳就要下山,满天的红光,我们浑身是汗,就在车站找了水龙头,全身上下冲洗一番,然后再找一个可以睡的墙角,把包裹铺在地上,在地上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蔡师傅给我说,我们应该离开铁路线,沿着公路走,因为铁路为了路基的平坦,可能在选择路线时,就会尽量选择那些土石方开采量比较少的平坦区域,这样,就可能绕路,火车不要紧,我们走路步行就吃大亏了;于是,我们离开铁路线,开始沿着公路步行。

  战争时期,国难当头,许许多多老百姓都和我们一样,坐不上车、或者即使坐上了车,但车又不开了,只好大家都抛弃大部分财产行李,只背着少量行李细软,在这茫茫的神州大地上,奔走逃命。此时的公路沿线,熙熙攘攘,人流滚滚,一眼望去,全部都是携家带眷、扶老携幼、公路两边有许多被前面的难民抛弃的物品,随处可见;我们拣了一只鼎锅,这种锅下面有三只小小的脚,可以平稳的放在地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每到一个地方,弄一点米就可以煮饭了。

  六寨麻尾的大轰炸

  六寨和麻尾是广西和贵州的交界处,过了六寨,我们已经离开了广西,再走十来里,就是麻尾。到了麻尾就算已经到了贵州了;前面我们已经走了多少天,我们也记不清楚,反正那天上午,我们到了六寨,因为时间还早,所以就继续赶路,过了六寨又走了一程,有点累了,于是,我们就在路边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休息,时间已经临近中午,就开始埋锅烧饭,就在我们烧饭吃饭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日本飞机在我们头上飞过,又听到前面和后面遥远处的爆炸声,响成一片;

  吃过饭,收拾好东西,我们又开始上路,我们步行的速度是很慢的,因为大家都很累,尤其是我,手里拎着鼑锅,身上披着一床棉毯,背上还有一个包裹,尽管这个时候包裹已经小了好多,什么皮鞋呀等等,早已陆续丢掉,但包裹还在,因此,我的荷载仍然很重,由于我的步行速度慢,所以常常要挨蔡师傅骂:‘要不是你,我早就走掉了。’‘你拿东西,为什么不把火车上那辆自行车拿下来?要是现在有一辆自行车,那就要快多了。’火车上的确有一辆自行车,是和陈炳勋的设备等捆在一起的,但是在蔡师傅从南丹还没有回来之前的一个晚上,有三、四个人,爬上火车,解开绳索,把自行车搬走了,我一声也不敢吭;现在蔡师傅骂我、埋怨我,我虽然不吭声,但心里却在想:自行车是的,是被别人偷走了,但幸好没有自行车,要是现在有自行车,你在逃难的公路上、在众多的难民流中,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背后驼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在公路上飞驰而过….,可能连性命都难保。这是我心里的想法,我也不敢讲,我也不敢说,只是默默地随便他去念叨。――不理它。

  几十分钟以后,我们到了麻尾,这时麻尾刚刚遭遇轰炸,全城还到处燃烧着熊熊烈火,路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死人,这些人可能是先被炸死,尔后再被烧一遍,每个人都像木炭似的,浑身漆黑,而且 体型都缩小了很多;也有一些是事先没有炸死,而是被活活烧死的,总之,麻尾现在全城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马路上还有许多死马,躺在地上,肚子开了花,全城没有一点声音,静悄悄的,只有余火还在燃烧,发出了燃烧的劈啪声。因为满地是死人而且死人太多,我们只能从死人的身上跨越过去,我当然是害怕死人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害怕也没有用,只好跟着大家从死人身上跨过去;

  原来,我们离开六寨在半路上休息吃饭的时候,日本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就是去轰炸麻尾的,还有一部分飞机是在轰炸六寨,两个地方一起轰炸,小小两个县城,出动了几十架大型轰炸机,丢下来上百吨炸弹、燃烧弹,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从满街有许多死马的情形来看,也许日本鬼子得到了什么情报,发现了中国的抗日部队….这是一九四四年的九月份。在这场灾难中,我们刚好在六寨和麻尾的中间休息吃饭,侥幸逃过了一劫。

  日本鬼子

  时间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十月底,气候渐渐变冷,我们步行逃难以来,已经两个多月,期间,晓行夜宿,吃了不少苦头,这一天徬晚,我们走到了一个地名叫上司的地方,再往前走几里路,就到了下司,看看天色已晚,走了一天的路,也很疲倦,于是,就在公路边上的一条沟里休息,公路两边,都有一条沟,可能是用于公路排水的,但这时是秋天,天高气爽,沟里面干崩崩的一滴水都没有,我们找来了一张芦席,盖在沟上面,人可以躺在沟里面,因为沟很深,上面的芦席,就好像房子一样,非常好。弄好了住的地方,我们就开始烧饭,吃过饭,我们就钻在沟里安安稳稳睡觉了。

  第二天,天刚刚蒙蒙亮,我就被公路上人叫马嘶的嘈杂声,惊醒过来,我伸出头来一看,公路上前前后后有许多高大马匹,这些马,决不等同于我平时看到的又矮又小的中国马,这些马都很高大,马背上披着很大的黄呢军用毛毯,三三两两停止在公路上,或在路边吃草,有一些穿军服人,也三三两两地在来回走动;我赶紧把蔡师傅推醒,他看了一下轻轻告诉我:日本人来了。我们赶快从小路逃走吧。我们马上爬起来,我赶紧把晚上盖的那条旧棉花毯子,披在身上,拎了鼑锅,悄悄的顺着沟边下去,就到了农田里,回头看公路上,两个日本人正在用扁担抽打一个中国人,据说没有任何原因,只因为这个中国人穿的是黄衣服,可能是军服、旧军服、或类似军服,日本人认为这就构成了抗日的嫌疑,也许就是一个抗日 军人…..。

  我们从宁波镇海贵驷桥,逃难到广西桂林,又从桂林到柳州,柳州到宜山,宜山到金城江,金城江到河池,一路逃来,其目的是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烧杀抢掠,也为了不做亡国奴,可以说,是吃尽了千辛万苦,为了逃,我们化完了父亲的半生积蓄,为了逃,我们几次都抛弃和丢光了全家的所有财产;为了逃,我们全家已经妻离子散,虽然不是各奔东西,都是朝一个方向,目标是独山、都匀、贵阳;但是,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里,我们一家,已经逃散了,还能团聚吗?还能互相找到吗?现在我,不但没有逃出去,反而被日本人追上了,怎么办呢?

  我心里很害怕,紧紧的跟在蔡师傅的后面,在田埂上小跑,这样大概走了半个多钟头,我们到了一处庄园,这是一座很大的房子,也可能原来是一座地主家的仓库,里面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全逃光了,只是一座空房子;其他小路也有不少人,陆陆续续逃到此地,这里现在还没有日本人。由于一大早就碰见了日本人这件事,弄得大家心里都很紧张,又急急忙忙跑了这许多路,还没有吃早饭,所以到了这里,大家不约而同都到房子里面来休息,吃点东西。

  房子外面有稻草,大家都去搬了一些稻草回来,在地上打了一个地铺,我也在墙边铺了一个地铺;以后,不断地还有一些逃难的难民,也来到这里。到下午五点钟,聚集在这里的难民,大约已有百把人了;这些后来的人和前面先到的人,相互交谈,就把他们在路上看到的新闻,讲给我们听:哪里哪里日本人在烧、哪里哪里日本人在杀、在抢、在掠;特别是在讲到某某地方,日本人把一个小孩杀掉了….;等等,特别是这个杀小孩的消息,对我的刺激很大;

  天,渐渐黑下来,我们这临时聚集起来的一百多个难民们,就在这幢像仓库一样的大房子里,各家各人在地上铺一点稻草,开始休息,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大家醒来,就有人陆续出去打听消息;我和蔡师傅,卷缩在墙边,背靠着墙,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变化。从昨天凌晨我们在上司、下司之间的公路上,发现日本人,然后从小路逃离,至今已一日一夜有余,这里离公路不是太远,日本人会来吗?下面,我们该怎么办?正当我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大声敲门,要知道我们虽然有一百多人,没事的时候,还能互相张张胆,可是现在,个个都是惊弓之鸟,一听到那似乎来者不善的敲门声,立刻鸦雀无声,我因为前面听到过日本人杀小孩的消息,心里更是害怕,立刻缩作一团,并把晚上盖的那条棉毯,顶在头上。

  我把盖在头上的棉毯悄悄掀起一个角,用眼嘘过去,看见有人过去把门打开,进来了一大群人,其中八、九个是穿军装的日本人,其余的都穿便装;我想那穿便衣的一定是汉奸了,总数约二十余人;这时,整座房子没有一点声音,肃肃静,每个人都瞪得溜圆的眼,注视着这一群令人恐怖不安而又不受欢迎的人。

  这一群人进门后,东张西望,在我们地铺与地铺之间的空隙地上,慢慢往前走,一面观察着我们这一群人的行为动态,一面用手上的棍子,有的用枪托,捣鼓捣鼓摆在地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随身携带的物品、行李。当这群人慢慢地,从我卷伏的身边经过时,有一个人用棍子在我身上捣鼓了几下(我当时仍用毯子盖在头上),问:这是什么?旁边有几个人同时回答:是个小孩。汉奸们和日本人没有再问(真是菩萨保佑)又慢慢往前走,继续检查。

  不知什麽时候,这群人忽然在一个地方,搜查出来一支手枪;这一下可不得了,立即将持有这支枪的持有人捆起来,不管这个人如何为自己辩解,全都毫无用处,同时大声吆喝屋内所有人,立即全部到室外集合,日本人和汉奸们,全部持枪在手,子弹上膛,打开保险,一副杀气腾腾的凶相,一霎时,空气异常紧张;大家看到面前这个形势,谁也不敢吭声,站起来提着各自的东西,走出门去,到外面去排队集合。

  因为搜查出一支手枪,因此,日本人和汉奸们,认为我们不是普通的逃难百姓,而是一支伪装的游击队,需要仔细检查盘问;全体到外面集合以后,日本人架好了机关枪,汉奸们再仔细搜查了我们每一个人,全身上下、携带的物品、行李、以及鼑锅、毯子、滥棉絮、背包、等等。有几个汉奸重新返回屋内,再仔细搜查我们丢弃遗留或藏匿在室内可疑的任何东西;再出来,我看他们和日本鬼子叽叽咕咕讲了半天,大概看我们这一群人,老的老小的小,男男女女、携家带眷、拖东带西、也不太像游击队,除了那个搜查出手枪的带枪人,根本不容任何解释,被当场击毙外,我们这群人中的几个年轻女人,被再次拉进到房子里,有一个女孩估计十八、九岁,穿着黑色的衣裤,被拉的时候,女孩拼命挣扎,女孩的父亲也跑过来拉住女孩的手往回拽,一个日本人跑过来,用他那上了刺刀的枪,枪托朝上,刺刀向下,举起枪托向女孩父亲的下身刺过来,为了躲过这一刺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女孩父亲只好一撒手,女孩失去了依靠,一面回头,望着自己的父亲,一面不断地叫喊,绝望的眼睛里,惊慌失措、眼泪汪汪、浪浪沧沧地被拉进了屋里。

  我们虽然总共有一百多人,但个个都手无寸铁,而且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面对有机关枪、刺刀、满脸横肉、目露凶光日本鬼子的横行不法,一个个鸦雀无声,我想:这就是亡国奴了。

  汉奸们开始叫我们站好队,然后把他们自己的军用品如弹药、被包、粮食、军用炊具,以及可能是沿途抢掠来的一些物品,统统分配给我们这一群人来拿,这一群人中,明显拿不动东西的老人、小孩、就不分配,全部东西就集中到少数中年和年轻人身上,他们负担很重,蔡师傅分配挑的担子是炊具,东西好多;蔡师傅虽然是工人,听起来好像是做体力活的,挑个担子应该没有问题;但事实上,蔡师傅是技术工人,根本没有做过挑担子这种重体力活,肩膀不能压,我看他挑起担子来跌跌撞撞的样子,但是又没有办法帮助他;我紧紧跟在他的身边,身上仍然披着那条毯子,手里还是拎着鼑锅,蔡师傅就把他挑的担子里的两袋米,叫我背在身上,这两袋米是装在类似子弹带这样的布袋里,可以跨在肩膀上,两袋米就是两条布袋,可以交叉跨在两个肩膀上,我背上了两条布袋,再把那条毯子仍然披在身上,手里照样可以拎着鼑锅,似乎还不是太重。

  我们跟着日本人和汉奸们,一直走到天黑,放下了东西,日本人好像并不太管我们,也没有哨兵在旁边放哨,月黑风高,蔡师傅和我悄悄地从路边上滑下去,终于消失在黑暗里。

  艰难的历程

  我们悄悄地离开了公路,趁着天黑无光,日本人不注意,我们溜之乎也,走了两个多小时,半夜时分,我们离开公路已经比较远了,我们走的都不是什么路,全是羊肠小道和田埂田边,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白天我们已经帮日本人打工,做民伕做搬运工,整整走了一天,晚上为了逃离虎口,也不顾疲劳,连滚带爬又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是人困马乏筋疲力尽,随便找了一棵树,就在树下休息,瞌睡。

  天蒙蒙亮时,我们醒来,这里前不巴村,后不巴店,蔡师傅看了一下大致的方位,继续朝前走,蔡师傅的意思是要先找一家人家,问一下情况,然后再作决定。

  我们慢慢朝前面走,虽然是一条羊肠小道,却也碰见了从小路落荒而来的零零星星难民,其遭遇和我们相似;大家聚集到一起,陆陆续续,竞有五、六十人之多。人一多,大家就一起商量下一步的办法;最后大家一致意见是:每家出一点费用,拼凑一笔向导钱,然后找一个向导,把我们大家带到都匀(独山这时已经不必去了,因为独山可能已经沦陷);如果不请向导带路,我们自己瞎摸瞎走,不仅到不了都匀,弄得不好可能又回到日本人那里去了…..;大家一致同意,于是,就凑了一点钱,找到一家农民家里,商量请他们派一个人替我们带路,目的地是都匀。

  这样,总算我们又重新校正了方向,踏上了逃往都匀之路。

  这个带路的年轻农民,白天和我们一同走,晚上和我们一同住,是这个农民故意呢?还是事出意外?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

  我们是不可能走公路的,公路上随时可能碰到日本人,我们只能走小路,这大概是我们向都匀方向行走的第三天了:脚下走的是畸驱的山地小路,连日的奔走,路又这么高低不平,大家都感到很疲劳 ,大家的肩膀上,都还多多少少背着一点包裹行李,手上,也拎了一点包包之类的东西,当初日本人命令蔡师傅挑他们的行军锅灶,蔡师傅因不堪重负,就把两袋米,叫我交叉背在胸前以减轻他的负荷,我背了米袋后,又在外面把我们晚上盖的毯子披在身上,…..结果那天晚上我们从公路上慢慢溜下来时,两袋米仍然背在身上,我完全忘记我身上还背着两袋米。逃出来的这两天,全靠这两袋米,我们才有饭吃。

  那里想到,就我们这群死里逃生的落难难民,被这个化钱雇来的向导,带到了一个山脚下,忽然,一声锣响,从山上冲下来几十个人,个个头上扎着毛巾,穿着短装草鞋,每个人手里有的拿大刀,有的拿长矛,大刀和长矛头上都有红布红绸,有的是红色的毛叫红缨枪;这些人,随着锣声响起,大喊一声冲下山来,手上长矛见人就刺,可怜我们这批逃难的难民,吓得扔下东西就跑,只要逃得性命,什么都顾不得了。

  好在这班棒老二,只要东西不要命,只要你把东西扔下来,他们并不来追杀,这才有机会使我们逃离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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