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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译林书评》报集萃”之一    简要说明    以下文章,皆为1月2日扫,今天(应该还包括昨天)校自各期《译林书评》报,具体我已另文简述。由于校对顺序与

   “《译林书评》报集萃”之一

   简要说明

   以下文章,皆为1月2日扫,今天(应该还包括昨天)校自各期《译林书评》报,具体我已另文简述。由于校对顺序与出版时间不同,故看起来可能有点乱,好在我已在文中注明了出版时间。

   按校对顺序,下面七篇为:

   1.毛姆的小书《书与你》(叶嘉新)

   2.李文俊的《妇女画廊》(宁文)

   3.《爱的教育》在中国(龚德明)

   4.《爱丽丝漫游奇遇记》的第一部中译本(陈子善)

   5.朱生豪译莎及其他(范泉)

   6.关于范泉翻译的《鲁迅传》(钦鸿)

   7.《小东西》(叶嘉新)

   扫校时的心得,每篇后均有记载,有时还另外撰文,附录文后,此不另述。明天(应该说今天,争取把剩下的全部校完。

   1:04 04-1-3 肖毛

   “《译林书评》报集萃”之一

   肖毛扫校

   1.毛姆的小书《书与你》

   叶嘉新

   【肖毛自《译林书评》2002年第6期(总第35期)扫校(11月15日出版)】

   写过《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等名著的英国大作家毛姆曾写过一本独具风采的小书,即《书与你》。书评家徐雁称这本小书是一本“世界文学名著导读集”。斯言极是。作为僻居乡间的爱书者,我平日就是依凭这本小书随着毛姆去畅游西方文学名著的百花园的。

   《书与你》是毛姆于20世纪30年代末应美国著名的文艺周刊《星期六晚邮》之邀请而写的三篇专栏文章的结集:作者在书的“序论”中说:“我的目的只是为了给那些面对着往昔著名作家的庞大遗产而不知所从的读者,开列一张书单,使任何人只要对这些精神财富有兴趣,就能愉快地欣赏阅读,并且从中获益”。所以,在书中毛姆始终极端固执地宣称并强调自己的读书观。毛姆说:“我要坚持的就是:阅读应该是一种享受”。“我个人认为,如果把阅读陈义过高,当作一种辛劳的工作,实在是非常不妥当的劝告。阅读是一种愉悦,是生活所能提供的最大的快乐之一。”“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最好的批评者。不论学者们对一本书的评价如何,纵然他们众口一致地加以称赞,如果它不能真正引起你的兴趣,对你而言,仍然毫无作用。别忘了批评家也会犯错,批评史上许多大错误往往出自著名的批评家之手。你正在阅读的书,对于你的意义,只有你自己才是最好的裁判。这道理同样适用于我即将推荐给你的书。……如果认为这些对我具有重大意义的书。也该丝毫不差的对你具有同样的意义,那真毫无道理。”“一本书影响你的惟一重点,就是它对你的意义,即使你的看法与全世界其他任何人不同也无关紧要,只有你自己的看法对你才是有用的。”毛姆真不愧为一个执着于自己的文艺理想且富有鲜明个性的作家和批评家(虽然他写这本书并非站在批评家的立场)。毛姆并不好为人师,他谆谆说了上述一番话,其旨正是鼓励、引导读者们要以独立思考与评判的精神去读书,并且要为乐趣而读书。因此,毛姆又从英国文学、欧陆文学、美国文学三个方面以自己的视角择取近50位作家及作品加以简明的推荐,导读中不时辅之以明快直率的有时甚至是近乎尖刻的批评。如书中“美国文学”部分的《爱默森》一文,是有相当代表性的一篇。毛姆这样评价爱默森的散文:“由于爱默森是一个演说家,当他执笔时似乎也像站在讲台上一样,他的声音与风仪一定替他的论说增色不少。但在印成铅字之后,这种魅力便丧失了。说实话,我无法从他那鼎鼎大名的散文集中获得多少利益和愉快。他往往只一念之差就要落入陈腐的窠臼。爱默森具有用图画般的句子来描绘事物的天赋。但这些句子常常缺乏意义。他是一位灵敏的溜冰者,在结冻的平凡滥调上刻画出雅致的纹路。……但既然爱默森已是如此著名的作者,我们一定会忍不住自然的好奇心想知道,他究竟凭什么能在文学界中占有如此的地位。因此,我想推荐你去读他的《英国国民性》。在这本书中,由于他处理的只限于具体的题材,因此比较没有他在散文集中耽迷于暖昧、松懈、肤浅思想的弊病。他写得比他的任何其他著作都要鲜活、正确而令人愉悦。我的的确确觉得读这本书是一种享受。”像这样有褒有贬,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坦陈己见,毫无顾忌的批评在书中比比皆是。怪不得这些文章发表之后,在读者中口碑甚佳,好评如潮了。这些导读和批评,不仅值得我们这些“面对着往昔著名作家的庞大遗产而不知所从的读者”好好诵读,某些八面玲珑的所谓“批评家”也应好好地读—读,若是在哪—天,我们的批评界多出了一些毛姆这样的批评家,读者也就不会因为批评家的误导而上当受骗。

   手头这本《书与你》,由花城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小32开,84页,总字数不过6万,地地道道的一本戋戋小书。是书原价9角,①九年前我以两倍价钱得于繁昌县城汽车站的旧书摊。后来在书友徐雁的《秋禾书话》里得知此书还有另外一种汉译本,即台湾志文版。徐雁说台版的《书与你》书末附有《毛姆的畅销书论》、《毛姆的世界》和《毛姆年谱》,资料丰富翔实,而花城版则“如同麻沙,殊不足观”。然而对于乡间的爱书者来说,能得花城版已够幸运了。在乡间的寂寞的书房里,许多年来,这本完全拧净了水分,精萃到似乎无法再精萃的程度而又充满魅力的小书,为我带来了诸多的实惠和心灵上的慰藉,它始终是我珍爱的小书之一。无怪乎那位“家住江南黄叶村”的书友说:“小书有小书的美”。

   肖毛注①:该文罗嗦不已,却没几句有价值的“原创”。仅最末一段有点内容,还把定价写错了。《书与你》,花城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定价0.29元,版权页上注有“内部发行”的字样,似未标出译者名。叶嘉新先生所购这本,当为此版,原价怎会是九角?那时,如此厚度的书,绝不会如此定价。我猜,叶先生当时大概被骗了——此书的价格定被书贩涂改过。

   22:32 04-1-2 肖毛校

   2.李文俊的《妇女画廊》

   宁文

   【肖毛自《译林书评》2002年第6期(总第35期)扫校(11月15日出版)】

   我认识李文俊先生大约已七八年了。之后,我与李先生通信渐多,受益亦深,并且还数次登临先生位于北京昌运宫一幢住宅楼的12层的家拜访先生,当面聆教,每每从先生低沉且不乏幽默的话语中感觉到读书人特有的率真与机智。

   这本《妇女画廊》是认识李先生以后购得的,具体的购书时间已想不起来,但一看到这本装帧有些独特的书时的那一种奇异的感觉直到今天还能回想起来,说来也是书缘吧。后来听李先生讲,这本书只印了一千多本,而且是比较偏远的重庆出版的,所以看到过这本书的人极少。难怪我两年多前拿着这本书去李先生府上拜访时,隐约地感觉到他在平静的话语中透露出的欣喜。应我之嘱,李先生在书前欣然题写了这样一段话:“宁文先生自宁带来,见之,恍有隔世之感。深感爱书人才是有心人。为宁文写数行文字,作为纪念。”

   这本小32开的书是李文俊先生的一本外国文学的评论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辑的小标题为《妇女画廊》,由七篇文章组成,评述了克娄巴特拉等七位女界奇人。李文俊说:“我的视角肯定没有女权主义者高,我只是在阅读外国文史材料时,不时发现的外国女子‘那干练坚决,百折不挠的气概’,也‘曾经屡次为之感叹’。于是便产生了把她们的事迹介绍出来的想法,其中写得最费力的当是关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那篇。看来满轻松逗趣的几段话都需要大量的材料来支撑。”第二辑《福克纳的天地》则是作者在翻译、介绍福克纳时的副产品,几乎都是翻译《喧哗与骚动》、《熊》、《我弥留之际》等作品的前言后记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对读者研读福克纳的小说不无裨益。正如李文俊所言:“福克纳的文字比较艰涩,内容也有些夹缠。翻译时怕读者看不明白便写了一些解释性的文章”。第三辑以《生日礼物》为题,内容较为驳杂,以漫话中外文化、文学家、艺术家为主。文章写得诙谐幽默,挥洒自如,趣味十足。

   《妇女画廊》的书名由钱钟书先生题写,在该书的后记中,李文俊写道:“最后,请允许我借书尾压轴处表示对钱钟书先生为拙作题写书名的衷心谢忱。钱先生之所以慨然同意,我想必定是出于对一个昔日‘干校同学’的情谊,而不是为了其它原因。”在5月份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李文俊先生携夫人张佩芬女士曾来南京参加校庆活动,我有幸陪同二位先生数日,其间,李先生向我谈起过他与钱先生在干校的一些情况,这些当另文详述。

   《妇女画廊》这个书名着实有点让人琢磨不透,也许李先生也想到过读者可能会对此书名不甚了了,于是,他在书中对书名作了这样的解释:“《妇女画廊》则借自德莱塞的一本书的书名:《ALlERY OF WOMEN》(1929)。写法上也有些相仿,每一篇刻画一个女子,只不过德莱塞写的是小说,而我的则是夹叙夹议、介乎散文与论文之间的人物素描、人物剪影,它们是我的文章中最希望让人读的那些。”

   这本书之后,李先生此类文章又出过两三本集子,且都是我所爱读的。这一本,却是别致的一本。

   2002年7月

   肖毛注:原文配有《妇女画廊》的书影,其上隐约可见一枚篆字印,估计是藏书印,但印刷汗漫,已不可辩,书影我已扫出另贴,请参看。另,如果作者不是尽力要凭李先生来自抬身价,此文可以写得更利索些。

   22:37 04-1-2 肖毛校

   3.《爱的教育》在中国

   龚明德

   【肖毛自《译林书评》2001年第1-3期(总第24-26期)扫校(1-5月15日出版)】

   《爱的教育》的原始文种为意大利文,原书名是《coure》,中文音译是《考莱》,意译该是《心》或《真心》,也有译成《爱的学校》和《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的,最终在中国以夏丐尊译《爱的教育》为定名。作者Edmondo De Amicis,全译成中文可以音译作“埃德曼多·德·亚米契斯”。中国译界都只简译出作者姓氏,分别译为各小有不同的“阿米齐斯”、“亚米齐斯”、“亚弥契斯”等,最终以夏丏尊译的“亚米契斯”为通用译名,沿用至今。

   亚米契斯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一九○八年三月十二日去世。《爱的教育》是一八八六年在意大利公开出版的,深受意大利教育界的欢迎,几乎是在校学生人手一册,达到了家喻户晓的普及程度。到一九○四年,意大利原文版《爱的教育》在仅有两三千万人口的意大利已重印近百次,而且有大量的外国文译本出现,成为广受全世界欢迎的文学名著。就在原文版《爱的教育》重版近百次后的第五个年头即一九○九年二月,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教育杂志》月刊自创刊号起,到次年的第一期,连载了一部“天笑生”的“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这部名曰创作即“著”的小说,其实是缩编改写了的翻译小说,依据的就是日本文译本《爱的教育》。可以肯定地说,“天笑生”所“著”的这部“教育小说”就是《爱的教育》。

   《馨儿就学记》是中国最早的《爱的教育》“译本”

   把天笑生的《馨儿就学记》当作“译本”,有点勉强,加上引号,表明的便是这个意思。“天笑生”即著名的中国新文学通俗小说大家包天笑,他接触亚米契斯《爱的教育》时刚三十岁出头。包天笑除了十六七岁在家中私塾设帐授徒外,这回他在山东青州府中学堂又担任了校长,当年称之为“监督”。对本职行当的热切关注使包天笑一见到《爱的教育》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即动手“翻译”。

   没有找到包天笑当时的有关自述,在其晚年所撰《钏影楼回忆录》一书中,他是如此回忆的:“这时我每从青州回苏州,或从苏州去青州,每次必道经上海。到上海后,必到虹日的日本书店,搜寻可译的日文书,往往拥取四五册以归,那都是日本的作家翻译西欧各国文学者,我便在此中选取资料了。于是第一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苦儿流浪记》,第二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馨儿就学记》,第三部给《教育杂志》的是《弃石埋石记》。”由于年老健忘,在将《埋石弃石记》误为《弃石埋石记》的同时,包天笑还把给《教育杂志》发表的第一部“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当成了第二部。包天笑所“著”的三部“教育小说”中,《馨儿就学记》是最畅销的一部,其单行本的发行量高达几十万册。这个数目,在那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到一九四八年,单行本《馨儿就学记》已印至第十八版。

   包天笑自己晚年曾回顾当年《馨儿就学记》畅销的原因:《馨儿就学记》何以销数独多呢?有几个原因:一、那书的初版是庚戊年,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我全国的小学正大为发展。二、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又正在那时候向各省、各大都市设立分馆,销行他们出版的教课书,最注重的又是国文。三、此书情文并茂,而又是讲的中国事,提倡旧道德,最适合十一二岁知识初开,一般学生的口味。后来有好多高小学校,均以此为学生毕业的奖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那时定价每册只售三角五分。所以书到绝版止,当可有数十万册。”

   何以将“日文书”转译为中文书,就成为“讲的中国事”呢?包天笑解释道:“《馨儿就学记》我是从日文转译得来的,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都改成日本化。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包天笑所言“我的家事”最突出的莫过于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的高小国文课本中的一切描述清明扫墓的文字了,这节近千字的绘声绘色的段落是《爱的教育》原著中所没有的。原来,“馨儿”这个书中小主人公的名字是借用了包天笑一个儿子“可馨”的名字而来的。可馨活泼、聪明,极受包氏夫妇宠爱,当《馨儿就学记》编译到—半时,可馨不幸因病夭折。为了悼念可爱的儿子,包天笑和泪插入了一段祭文。

   原著《爱的教育》是采用日记体并使情节发展前后呼应相互连接的小说,但不宜像一些工具书将其定为“短篇小说集”。《爱的教育》共分十卷,每卷大多为十个故事,共八九十个故事。包天笑没有全译出来,他只编译出约八万字,而原著译成中文至少有二十多万字。《馨儿就学记》只有五十个故事,比原著将近少了一半,自然是精选的,那就更吸收读者了。《馨儿就学记》使用的语言是浅显的文言文,书中所有的国外人名都被换上了道地的中国式的人名甚或被改成土得乡俗气十足的如“馨儿”、“张生”等。书中的原意大利等外国地名、称呼,统统也被包天笑“改变为中国化”了。(未完待续)

   《馨儿就学记》先在《教育杂志》上连载,起于一九○九年二月第一卷第一期即创刊号,止于一九一○年二月第一卷第十三期,其中第一卷第二期缺载,实际共连续刊载十二期。庚戌年即一九一○年八月由商务印书馆以单行本初版发行,正三十二开,从头至尾,密密麻麻地连排了一百六十九面,无前言、后记之类的文字。

   如前所述,《馨儿就学记》是一部畅销书,产生的社会效益尤其令人满意。所以,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担任教育部次长的袁观澜(希寿)就为《馨儿就学记》等包天笑“著”的三部“教育小说”颁了奖。照包天笑的分析,获奖后的《馨儿就学记》就更好卖,往往有新生入校,学校都要成百成百地买来作为礼物送给学生;也有作为奖品,奖给获奖学生和教师的。

   查不到包天笑“译”的《馨儿就学记》即《爱的教育》的缩编改写本的准确印行实况,但从一九一○年到四十年代末一直是在销行,可以无疑。

   就在“天笑生”即包天笑的《馨儿就学记》广为流行的二十年代初,也是教育工作者的三十五六岁的夏丏尊读到了日译本《爱的教育》,他又参照英译本,较为忠实地翻译出《爱的教育》。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的出现使我们有了

   第一个真正的中译本《爱的教育》

   夏丏尊自述他是一九二○年接触到日本三浦修吾的日文译本《爱的教育》的,并流着眼泪读完了这本书。夏丏尊认为这不是一般被认为的“儿童读物”,应该视为成人、儿童都应该阅读的“普通的读物”,他说:“特别地敢介绍给与儿童有直接关系的父母教师们,叫大家流些惭愧或感激之泪。”

   夏丏尊说的“流些惭愧或感激之泪”,是希望读者们读此书时像他一样兴奋。作为“二子二女的父亲”和“执过十余年的教鞭的教师”,夏丏尊从《爱的教育》所描述的“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和由此构成的“近于理想的世界”,受到很大的感动。

   感动得“流泪”之后,又联想到“学校教育”的现实——

   “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甚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爱情,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爱的教育》对自己的感动和《爱的教育》与现实的反差等等,“因了这种种”,夏丏尊“早想把这书翻译”,但“多忙的结果”,延至一九二三年夏才准备译,不料正欲开手时他的“惟一的妹因产难亡了”。终于,夏丏尊以纪念亡妹的动力,勤勉地译完《爱的教育》,始连载于一九二三年胡愈之主事的《东方杂志》,一九二六年三月由开明书店列入《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初版发行。

   夏丏尊译《爱的教育》,之所以被人们视为七十多年来惟一可视为信本的译品,除了译者本人的知名度和文学功底,还有他的“白马湖”平屋时期的同事刘熏宇和朱自清在译就的当时就予以磋商所尽的“校正之劳”,初版本的封面和插图是丰子恺的手笔。这三位被夏丏尊称为“邻人”的大教育家、大作家和大画家的投入,使得夏译《爱的教育》更具备了可信度。即便现在欣赏丰子恺的插图,仍觉简直与原著是融为一体的,更不用说三位大家在译著文字风格上所进行的辛勤劳作而使得有点略嫌别扭但静心阅读却又蕴味十足的妙译了。

   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的民国版本可分为《东方杂志》连载本、初版本、修正本三种版本。对于连载本,夏丏尊不满意之处在于“殊愧未能流利生动,很有须加以推敲的地方”,所以在重排为单行本时,他“重读一过,把初印误植随处改正”,还在译者序言中恳切表示“静待读者批评”。按照叶圣陶《<爱的教育>指导大概》文首讲的:《爱的教育》初版十多年后,译者修改过一遍,“把一些带有翻译调子的语句改得近乎通常的口语,其他选词造句方面也有修润”。——叶圣陶说:“这便是修正本。”修正本仍有编校失误,叶圣陶就指出了好几处,让读者改正后再读。

   叶圣陶说的修正本是初版十年之后印行,他有书为证,我手头就有“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修正二版发行”的本子。“修正二版”其实就是现今的“修正本第二次印刷”,当年印一次就叫一版。

   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的民国年间印本一律由丰子恺设计封面,不少当事人回忆都说前后共再版三十多次。上海书店一九八○年六月重印了《爱的教育》,版权页上端有一行字:“本书根据开明书店一九四九年版复印。”虽然示明“复印”,其实是重排为横行简体字,而且没有交待封面是重新设计还是照原样,所据版本只说“一九四九年”,月份也不讲……真是这些年代的“特色”:举手之劳,都懒得行一点善。

   如果上海书店一九八○年六月重排本《爱的教育》的封面是依所印版本一九四九年原样,我手头就已有了三种不同的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的封面。最简单的只有丰子恺题写书名和作者、译者名及出版社名的那种封面估计是在抗战最艰难的年头出版的,这一本恰恰失落了版权页。

   夏丏尊译本《爱的教育》自五十年代起,直至一九八○年六月,一直没有再印过。知晓内情的叶至善在《序译林版<爱的教育>》中说:“等到一解放,《爱的教育》就不再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受到了哪方面的压力或指斥呢?完全不是,停印这部小说是开明书店编辑自己作出的决定。我当时在开明书店编辑少儿读物,我是这样想的:如今解放了,咱们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切都必须改变,为了美好的前途,教育更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得立即抛弃——什么爱的教育!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叶至善甚至断言:“《爱的教育》如果照常重印,在一个时期内可能会一本也卖不出去。”从当时的大环境和销售市场来看,《爱的教育》的停印是无法避免的。

   八十年代初,在以“复印”(实际全为重排)为名的出版项目中,上海书店出版了一系列五四后三十年间的文学名著和译著,《爱的教育》为其一。这个“复印”本头一次就印了五万册,解决了“书荒”年代读书人的饥渴。上海书店“复印”本《爱的教育》没有对内容作修改,夏丏尊的亲属可能也没有插手。在研究者一面,这个印本可以据为可信文本对夏译本进行考察。

   一九八四年七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夏丏尊文集》“译文之辑”全文收编了《爱的教育》。这是一个经过不少“处理”后印出的文本,而且一些地方改得不伦不类。相反,开明书店所印版本的错漏却没有得到认真的订正。

   得到夏丏尊的长孙夏弘宁的允可,夏丏尊译《爱的教育》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又交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小三十二开平装出版。截至一九九八年一月,此书已印了五次,共印九万九千本。但这是一个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印本。我读了一遍这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爱的教育》第五次印本,仅十九万字,已发现的就有四五十处硬性文字差错,而且全是相当低级的编校失误。一九九七年三月,译林出版社印行了编校认真、装帧考究的脱离式护封硬精装大三十二开的夏丏尊译《爱的教育》。和《夏丏尊文集》“译文之辑”一样,这个“译林”本也附印了孟德格查著、仍由夏丏尊译的《续爱的教育》,“译林”本《爱的教育》已多次重印,成为读者的典藏珍本。但是,这个版本依据的是《夏丏尊文集》。如果完全依照《东方杂志》连载本照排,把其后的异文——在当页显示,就会是一部全面体现夏丏尊译本特色全貌的集学术性、史料性为一体的好版本。起码,夏丏尊的生前最后的改定本,任何人都无权更动。当只要严谨考察之后能确认为是译者笔误和手民之误的差错,应该订正。

   对比之下,上海书店一九八○年六月“复印”的夏丏尊译《爱的教育》是可信的版本。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读者最好使用这个印本。当然,如果有条件,使用民国时期印本就更好了。(未完待续)

   (接上期)

   在夏丏尊译本《爱的教育》畅销时,尤其是后十多年即三十年代后几年和四十年代,有几家小书店也出了各自的译本,这些译本都要被称为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的“搭车”译本。现在知道的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的“搭车”译本《爱的教育》已有四种,分别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已印至第二版的上海“龙虎书店”出版的张栋译本《爱的学校》,书名直袭日文译本之名;一九四一年由长春“大陆书局”出版的知非译本,译名与夏丏尊相同;还有未标明出版年月的上海“大江书局”出版的夏云山译本《爱的教育》;最后一本是已见到了实物的施瑛译本,书名也是《爱的教育》。

   施瑛的译本《爱的教育》在背脊的书名下特意括注“足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上海由“启明书局”初版,十年后的一九四七年已印至第三版。该书版权页书名下有Heart,A choolboy’s Journal的英文,估计是据英文版译出。一九三四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过《爱的教育》的英文版本。施瑛在他译的《爱的教育》之前有一篇《小引》,细读后,感到译者相当诚恳。他在《小引》中不仅一开始就明讲他动手翻译时市面上已有“开明版《爱的教育》和龙虎版《爱的学校》”,他还尊称夏丏尊为“文坛先进”。后来的译者能这样,是值得赞扬的。

   施瑛译本《爱的教育》在表述上克服了夏丏尊文字上的不顺处,如将“始业日”详为“开学日”、将“灾难”译为“不幸的意外”等等。施瑛译本比夏丏尊译本要多出两三万字来,或许标明”足本”也有它的理由。

   施瑛一九四七年夏曾供职于上海《新闻报》,他更多的时候为青少年编著历史知识小册子,是一位颇富正气颇具才华的中青年文化人。他出版过短篇小说集,翻译过戏剧和散文等,外国文学作品有德国的、也有俄国的,可能都是据他熟悉的文种转译的。查不到施瑛的生平事迹,但是他不会被淹没,因为他做了那么多的文化贡献……

   一部生动感人的外国名著可以在几十年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足以证明中国国民在某些地方所具有的集体无意识的劣势。恶梦醒后,应该反思。就在中国大陆《爱的教育》绝版的几十年中间,小小的中国台湾省不足三千万人中却拥有十几种译本的《爱的教育》,而且据说售卖得都不错。我希望治台湾文学的同行写一篇《<爱的教育>在台湾》,再加上《<爱的教育>在香港》、《<爱的教育>在澳门》,这样我这篇《<爱的教育>在中国》就具备了不可缺少的补充章节了,否则仅述说中国大陆就难名副其实了。

   就在上海书店一九八○年六月版“复印”本《爱的教育》上市后一季度,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

   田雅菁译本《爱的教育》

   找不到这本二十年前在北京出版的书,只在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南京《文教资料简报》上读得一条消息:“田雅菁译《爱的教育》,一九八○年九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较之夏丏尊译本,田译本文字更为通俗,如开卷第一篇日记,夏译题作《始业日》,田译改为《开学的第一天》;十二月的‘每月故事’题目,夏译作《少年笔耕》,田译改为《佛罗伦萨小抄写匠》。田译本有田雅菁《译后记》、叶君健《代序》、叶至善《挖池塘的比喻》。叶文介绍夏译本出版、停印情况和当时重新出版的必要性。文关旺插图。310页,0.72元。”

   在成都这么大的城市的书店里,却买不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近二十年内出版的文学名著,可见此本田译《爱的教育》发行方面的尚须改进。

   田译本努力的方向,早其四五十年前的施瑛译本已付出了劳动。当然,没有细心对比田、施二位的译本之前,无法下定论。

   就在我努力搜罗《爱的教育》时,在一元一本的一堆新书贱卖中得到了

   李紫译本《爱的教育》

   这本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八月出版的李紫译本《爱的教育》,却在我寄居的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制”,“版权页”标明二十万字、印一万册。

   李紫译本《爱的教育》含有副标题“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封面花花绿绿,左上方有“珍藏完整版”的广告语。封底有一串排为诗体的广告语,最末两句为“一九九七《爱的教育完整版》/真正献给九岁到一九岁所有热爱这世界的朋友的心灵经典”。仅仅将“完整版”放入书名号之内这一点,就表明此书非内行所操持。果然,一读内文,光《译者序》头三行就错了关键的两处:一是将《爱的教育》之意大利原文Coure错成Cuore;二是将此书初版年份“一八八六年”误为“一八六六年”。李紫说他的译本是据“一九三四年上海世界书局发行的英译本《Heart:A Schoolboy’s Journal》”,他没有写出这个英文译本的出版月份,也是一个小的疏忽。

   几乎与李紫同时,一位曾有幸在《爱的教育》作者的祖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名叫王干卿的懂意大利文的业余翻译家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下旬从意大利文译完了《爱的教育》,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九九八年五月初版发行。正如作者在《前言》中一开篇所讲的,这是

   从意大利文原版翻译的《爱的教育》中译本

   王干卿自我认定他的这一个译本是“从意大利文原版翻译的《爱的教育》(原名《心》)中译本第一次跟我国读者见面”。此处表述存在一点危险,因为如前面讲过的,我国台湾有十多种《爱的教育》译本,加上香港和澳门,很难说完全没有据意大利文译出的印本,所以,在没有进行“地毯式排察”之前。还是应该最好出言谨慎些。然而,这个王干卿译《爱的教育》在中国大陆是第一本从意大利原文译过来的中译本,是可以落实下来的。

   王干卿译《爱的教育》用正二十二开开本,不足二十一万字,列入“世界儿童文学丛书”。从装帧设计、版面用纸等来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这个版本还算得上一个认真严肃的印本。

   正因为王干卿在意大利生活过一段时间,他还专程采访了《爱的教育》作者的家乡,带给我们的有关新讯息,都写在《前言》中。我们得知:当地的市政府举办了《爱的教育》作者生平事迹和遗物之展览,展厅除陈列作者一些手稿外,还有复原的作者生前的私人书房和文具等遗物。我们还得知:虽然《爱的教育》手稿在寄送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邮途中失落,并最终没获诺贝尔奖,但书的内容在意大利已被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故事片,电影剧照还张贴在展厅。更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让我们得知:作者的个人生活屡遭不幸,半世坎坷,而且夫妻长期不和,导致离异;作者的后代也受这桩失败婚姻的害,长子二十二岁时自杀身亡……一个能写出作品感动几十个国家的读者使之相亲相爱的作家,他本人却处理不了一个小家庭的琐细矛盾,真是太难理解了。

   王干卿译《爱的教育》到二○○○年一月已印至第三次,累计印数共二万五千册,与劣质印本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爱的教育》五次共印九万九千册(下转二、三版中缝)

   (以下为我手工录入——肖毛注)

   形成一个对照,算不得畅销。来不及将王干卿译本同其他译本详尽对勘研究,仅从《前言》看,有不少该交代的均未交代,如“这部作品还曾多次被改编成动画片和故事片,搬上舞台和银幕,绘成各种动人的画册”,从严谨这一点说最好能有具体的述说。此外,这个印本有一些插图、还是中国画家画的,谁画的,也没有交代。

   也是从《前言》知晓,译者王干卿同许多“专家”、“学者”们一样,也以为《爱的教育》最早由夏丏尊译出与国人见面,其实从史实来讲,包天笑《馨儿就学记》要算最早的“译本”。

   最后,说一说前面几种《爱的教育》印本的插图。

   田雅菁译本是文关旺插图,如前所述,见不到书,也说不出意见。丰子恺给夏丏尊译本配的插图,被李紫译本全部借用,不太合适。比如丰子恺画的《斯带地的图书室》一幅图,图上有章题,李紫为了显示他没抄袭夏丏尊译文,特意把人名“斯带地”改译为“斯塔笛”,这就对不上了。而且,李紫译本的丰氏插图和华东师范大学重印的《爱的教育》的插图一样完全丧失了丰子恺的韵味。似乎这两个印本都是由美工用纸蒙在原图上匆匆忙忙描就的,根本传达不出丰子恺一笔不苟的神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印本中的丰氏插图还有错字,简直在糟蹋丰子恺!

   同时,中国现代文学馆有关部门,也得分一点点精力,关注一下类似《爱的教育》这类影响几代人的文学名著各种译本的搜罗和考察,国家机构动手,比个人的力量要有效得多。

   我是去年盛夏才在南下的火车厢内细读《爱的教育》的,使用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5次印本,这是一本编校质量低劣的印本,乱改,还不认真编校。为了对得起夏丏尊,我这一年已经积存了十多种不同的《爱的教育》译本。像夏丏尊八十年前读此书感动得流泪一样,我也是淌着眼泪读完的,我曾经想在一家出版社精编精印此夏译本,不料刚一口头申报选题,就被一位据说做过几十年教师,快六十岁的掌小权者一口否决:“一百二十年前的作品,现在还有读者吗?”我实在鼓不起勇气给这位长我十多岁的快退休的老人启蒙。我想:这是中国的悲哀……

   因为——从职业道德上来讲,当有人来申请出书,而且是名著名译,专事读稿的国家出版部门的专职编辑应该无条件地先读了稿子再说话,否则就不配当出版社编辑;同时,一个作过十几年教师的人却不知道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专门写青少年学校和家庭题材的《爱的教育》,这是不可原谅的“知识盲点”。

   我要说——中国极其需要《爱的教育》,尤其在这物欲横流之际,中国更迫切需要爱的教育!

   (全文完)

   18:35 04-1-2 肖毛校并补录

   【《爱的教育》在中国】校记

   1

   该文较长,原文分三期刊载,最后一次,剩下的文字被移至中缝中,由于疏忽,昨晚竟然忘了扫这个精彩的“尾巴”。校至最后,我有些绝望地翻出已经装订好的报纸,发现中缝中的文字几乎排满,幸好,我是用线订的,还没来得及用乳白胶粘死。于是,我只好使劲拔开中缝,一面祈祷着“线不要断”,一面往电脑里直接录入:录几个字,回来再看,直到结束。

   其中,有几个字实在看不清,因为那里被我的线订了一个小洞,露出了“破绽”。我果然地顺着将那处“破绽”将一片极其微小的纸撕断,拿到手里,才终于看清。原来,它们是这样三个字:

   见不到

   我见到了,hh……

   2

   该文是我今晚校对的最棒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最深。除详尽的考校外,作者的率性更令人惊讶,如这一段:

   “其实是重排为横行简体字,而且没有交待封面是重新设计还是照原样,所据版本只说‘一九四九年’,月份也不讲……真是这些年代的‘特色’:举手之劳,都懒得行一点善。”

   再如,我手工录出的这一段话:

   “不料刚一口头申报选题,就被一位据说做过几十年教师,快六十岁的掌小权者一口否决…我实在鼓不起勇气给这位长我十多岁的快退休的老人启蒙。我想:这是中国的悲哀……”

   还有许多真诚的,痛快的句子,不再列举了。总之,为了这篇文章,我的手工录入是值得的。

   3

   该文配有许多书影,其中,《馨儿就学记》、丰子恺设计封面的夏丏尊译本等难见的书影,已经另外扫、贴出,请参看。可惜,这些书影印得并不清晰,用电脑处理后仍然如此。《馨儿就学记》的封面中,那个男孩的形象已难分辨,用电脑处理后才大致可以看清,可是,如此便破坏了画面的整体效果。从那上面,“天笑生”三字隐约可辨。

   另外的书影,如“译林版”《爱的教育》等,都很常见,也不想为它们做广告,所以根本未扫。

   为了做“生意”,译林社在每期连载时,均在文末注明“译林版”《爱的教育》的定价及信息,如今都被我抹去了。我甚至怀疑,译林社在该文中动过手脚,原文中的这一句恐非原样:

   “一九九七年三月,译林出版社印行了编校认真、装帧考究的脱离式护封硬精装大三十二开的夏丏尊译《爱的教育》。”

   我想,不论作者龚德明先生还是别人,如果不是一定要做广告,那么,提到此书时,说一句 “一九九七年三月,译林出版社重印了夏丏尊译《爱的教育》”也就足够了,何必弄得这么严肃,好像盖棺定论一样?所以,我猜,其中或许有点“猫腻”。把这些形容词加上,虽然是借“举手之劳”来勤快地“行一点善”,其心意却昭然若揭。

   不管怎样,要是我买《爱的教育》,绝不选择译林版。

   “编校认真”?未必!

   4

   龚先生在该文中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爱的教育》第五次印本,仅十九万字,已发现的就有四五十处硬性文字差错,而且全是相当低级的编校失误。”

   虽然我没有看过此书,也愿意在此举一个“旁证”。2000年6月20日,以上海书店的影印本全部校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根据上海书店影印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底本加以校订整理”的简体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后,我曾在电子版的校对后记中写道:

   “到这里,这本书终于校对完了。这时,我忽然有一个感觉:真幸福,手里有《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初版本的影印本,不必受本书编者的气。”

   为什么呢?虽然该书的编者用“也感谢周丰一先生慨然允诺出版知堂老人的这部讲稿”这样的话来吓我,但是,就算“得到夏丏尊的长孙夏弘宁的允可”,在校对过程中,我还是发现了许多难以细数的,“相当低级的编校失误”——正如龚先生此文所言。

   如果说,“专事读稿的国家出版部门的专职编辑应该无条件地先读了稿子再说话,否则就不配当出版社编辑”(引自龚先生此文),那么,将好好的稿子胡乱窜改的人,就更不配“当出版社编辑”了。尸位素餐,可叹!

   另外,原文中有点错字,已直接改正,不必多言——每期《译林》杂志上都有大个的错字呢,况免费小报乎?

   23:52 04-1-2 肖毛

   4.《爱丽丝漫游奇遇记》的第一部中译本

   陈子善

   【肖毛自《译林书评》1999年第5期(总第16期)扫校(9月15日出版)】

   今年初,英国作家刘易斯·卡洛尔(1832-1898)的儿童文学名著《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以下简称《爱丽丝》)1865年初版本在纽约佳士得艺术品拍卖会上以150万美金成交,创下儿童文学初版本有史以来最高的拍卖纪录,令海内外文坛瞩目。

   《爱丽丝》自诞生之日起,不仅在英国广受孩子们甚至成人们的喜爱,在全世界也已家喻户晓,据本世纪40年代的统计,就已译成20多种文字,有评论家认为此书文学价值达到了除莎士比亚和《圣经》之外无可比拟的程度。此书初版本存世22本,其中 17本已为各国图书馆珍藏,流传在外仅5本。这册附有卡洛尔为了出版一种适应年纪更小的孩子阅读的简易版本而作的改编计划笔记的初版本拍得如此高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爱丽丝》初版本的拍卖,我不禁想起此书的中译本来。《爱丽丝》第一种中文全译本出自赵元任(1892-1982)手笔,1922年1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我藏有一册得之于冷摊的1935年2月“国难后第3版”(“国难后第1版”是1933年4月),书品上好,得暇翻翻,竟翻出不少名堂来。

   赵元任在本世纪的我国文化史上是位难得的博学多才的人物。他是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又是数学家、物理学家、音乐家和语言学家,后专攻语言学,有“汉语言学之父”的美誉,曾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他为刘半农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谱写的歌曲也是风行一时,脍炙人口。但赵元任在文学上最为得意的是早年所译的这本“处女作”《爱丽丝》。

   《爱丽丝》是赵元任在1921年上半年翻译的。其时,英国哲学家罗素正在华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同时,赵元任还与其后来的夫人杨步伟在热恋中。杨步伟在回忆录中提到,1921年“三月中罗素忽然大病。连遗嘱都写了。因此元任又忙个不停,就终日在我住处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赵元任自己的回忆录则称,当时“商务印书馆要我写一本(国语)教科书,并制作一套国语留声片;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是我的处女作,由胡适命的书名,1922年在上海出版。”(均引自杨步伟、赵元任《浪漫人生》,1998年9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初版)。

   《爱丽丝》书前有赵元任的长篇译序。这篇序写得幽默风趣,开宗明义就告诉读者,《爱丽丝》本是“一部写给小孩子看的书”,正因为如此,“原书没有正式的序,小孩子看了序横竖不懂的,所以这个序顶好不做”。话虽这么说,赵元任还是写了译者序,他在介绍作者生平、《爱丽丝》创作和改编经过的同时,特别提醒读者此书不但是—部给小孩子看的书,还是一部纯艺术的妙在“不通’的“笑话书”,是一部“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罗素就多次引用过此书来阐述深奥的哲学问题,因此,就是成年人,如未读过也很有一读《爱丽丝》的必要。

   关于《爱丽丝》的中译,赵元任指出,虽然庄士敦曾把全书口译给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听过,却一直未见有中译本问世。其原因是“书里头顽(玩)字的笑话太多,本来已经是似通的不通,再翻译了变成不通的不通了,所以没有人敢动它”。但赵元任相信《爱丽丝》的“文学的价值,比起莎士比亚最正经的书亦比得上,不过又是一派罢了”,他又十分喜爱这部书,就甘愿“冒这个不通的险”来做个“试验”,用语体文(白话文)翻译《爱丽丝),力图译得“得神”,从而使“这个译本亦可以做一个评判语体文成败的材料”。

   作为“五四”初期外国文学白话文翻译的重要成果之一,赵元任译的这部《爱丽丝》是成功的,可谓名著名译,生动晓畅,适合青少年阅读。此书的叙事(包括书中的10多首诗)全用语体文(白话文)翻译,但为使书中的对话活灵活现,又恰到好处地采用了一些北京方言,为此,译者特意编制了—份(特别词汇》对照表,供读者参考。书前还有《凡例》,对翻译体例和译者认为必须交代的注音等问题详加说明,赵元任翻译此书一丝不苟的良苦用心由此清晰可见。

   在《爱丽丝》中译本的扉页上还有两段题词,一是抄录孟子的名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借以表达译者对作者的钦敬和对孩子们的爱心。二是译者自己的一段话:“我译这书,‘致献’给一个鼓励我译它和鼓励我做无论什么书的人Y.R.”“Y.R.”是何许人也?一时难以破解,读杨步伟的回忆录,始知原来是赵元任本人,“Y.R.”正是他英文名的缩写。他把自己翻译的第一部书“致献”给自己,真是有趣,也说明了赵元任对自己的期许。

   赵译《爱丽丝》之后,三四十年代还出版过不少《爱丽丝》中译本,如1933年 6月商务印书馆徐应昶节译本,1936年5月启明书局何君莲节译本,1948年8月永祥印书馆缩写本,等等。但影响均远不及赵元任这部全译本。赵译《爱丽丝》后来还编入商务印书馆”新中学文库”,多次重印,更为广泛的流传。直至近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还重印了此书,我所见为方平作序的1998年12月版,尽管重印时删去赵元任原序,并在文字上“做了慎审的局部改动”,我以为并不足取。书中个别地方与今天的语言表达习惯已有距离,其实可用加注的方式处理的。现在由张晓路翻译的的《爱丽丝》最新全译本已经问世(1998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可是赵元任译《爱丽丝》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不但在早期白话文翻译史上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显示了一个优秀译本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藏虽然不是赵译的初版本,我仍然宝爱之。

   肖毛注:陈先生此文中,曾有“爱丽思”书影,已另外扫出,请参看。可惜,原图实在太小了。从画面看,右边立起的动物,无疑当为“假海龟”了。赵先生的译本,始终无缘得见,唉。

   0:02 04-1-3 肖毛校

   5.朱生豪译莎及其他

   范泉

   【肖毛自《译林书评》1999年第4-6期(总第15-17期)扫校(7-11月15日出版)】

   朱生豪译莎,确是一次惊世骇俗的空前创举。

   他悉心体会原作的神韵,领悟我国读者(包括演出时的观众)乐于接受的限度,突破莎翁的无韵诗体表述形式,大胆运用散文文体迻译过来。在遇到一些不符合读者(观众)思维习惯的场合时,为了使原作在我国这一特定环境里更加传神,而对个别人物行为或语言,适当加以调整或改造。因此他的译莎,实质上是一种完全忠实于原作神韵的创造。

   试看《汉姆莱脱》第一幕第一场里霍拉旭(汉姆莱脱的朋友)第一次见到鬼魂时的责问原文(录自英国牛津版莎翁全集):①

   HORATIO(to the Ghost)

   What art thou that vsurpst this time of night,

   Together with that faire and warlike forme,

   In which the Maiestie of buried Denmarke

   Did sometimes march,by heaven l charge thee speake.

   朱生豪用散文体这样翻译:

   霍 你是什么鬼物胆敢僭窃丹麦先王神武的雄姿,在这样深夜的时分出现?凭着上天的名义,我命令你说话!

   这里,译者把霍拉旭面向鬼魂的动作说明略去(因为按照我国读者的对话习惯,是很容易联想出来的)。而仔细辨析原文,译者把“by heaven l charge thee speake.”译成“凭着上天的名义,我命令你说话!”可以说是不仅译得贴切,而且把霍拉旭当时惊恐又偏偏虚张声势的神情,完全显露出来。

   再举一例。在惊恐的霍拉旭第一次见到鬼魂以后,站在他旁边的军官玛昔勒斯问他这鬼魂像不像国王时,霍拉旭回答说(录自英国牛津版莎翁全集):

   HORATIO

   As thou art to thy selfe

   Such was the very Armor he had on,

   When he th’a mbitious Norway combated.

   So frownd he once,when in an angry parle

   He smot the sleaded pollax on the ice.

   Tis strange.

   译者用散文体这样翻译:

   霍 正像你就是你自己一样。他身上的那副战铠,正就是他讨伐野心的挪威那时候所穿的;他脸上的那副怒容,活像他有一次在一场激烈的争辩中,把那些波兰人打倒在冰上那时候的神气。怪事怪事!

   把无韵诗行结构中全部语词的西式组合,按照汉语语言习惯重新排列,非常贴切地译成流畅自如的散文,而且还能遵循说话的语势,把“Tis Strange”一句,不译成“这真奇怪!”而用活的口语,译成“怪事怪事!”完美地显示出霍拉旭当时那种连自己的眼睛也有些不相信的惊恐神情。所有这些,都说明译者对原作体会的深刻。

   有时出场人物介绍的简化和移位同时进行,如以下原文:

   BARNARDO

   Last night of all,

   When yond same starre thats weastward from the pole,

   Had made his course t’illume that part of heaven

   Where now it burnes,Marcellus and my selfe

   The bell then beating one.

   Enter Ghost in compleat Armor,holding a tronchion,with his beaver vp

   MARCELLUS

   Peace,breake thee of,looke where it comes againe.

   BARNARDO

   In the same figure like the King thats dead.

   MARCELLUS(to Horatio)

   Thou art a scholler,speake to it Horatio.

   译者这样翻译:

   勃 昨天晚上,当那照辉在旗杆西端的天空的明星正在向它现在吐射光辉的地方运行的时候,玛昔勒斯跟我两个人,那时候钟刚敲了一点,——

   玛 住声!不要说下去;瞧,它又来了!

   [鬼上]

   勃 正像已故的国王的模样。

   玛 你是有学问的人,对它说话去,霍拉旭。

   译文有四处改造:一、在勃那陀说话的最后,用一个破折号来表示中途停顿,和下面玛昔勒斯叫他“住声!不要说下去”相呼应。二、用“鬼上”两个字,简化了原文有关鬼魂形态的描绘。三、把“鬼上”这一人物出场介绍,推移到玛昔勒斯说“瞧,它又来了!”之后,显然是更加合乎表述逻辑,因为鬼魂的出现,由模糊而清晰:先被玛昔勒斯看到模糊的形象,在他说罢“来了”之后,才渐见清晰(鬼上),才紧接着有勃那陀的对白:“正像已故的国王的模样。”前后连成一气。四、简化了玛昔勒斯对霍拉旭说话时的形态说明,那是因为玛的对白中已经提到了霍拉旭,一望而知是面对着霍拉旭说的。另外,译者还简化了鬼魂出现时的形象介绍。这类出场人物的形象介绍,在朱译各个剧本中大抵被简化。

   在唱词翻译方面,译者更是用我国唱词形式,译出了神韵。比如《汉》剧第五幕第—场那个小丑唱的歌:

   In youth when l did love did love,

   Me thought it was very sweet

   To contract o the time for a my behove,

   O me thought there a was nothing a meet.

   译文:

   年青时候最爱偷情,

   觉得那事很有趣味;

   规规矩矩学做好人,

   在我看来太无意义。

   这里不仅押韵(情和人、味和义),而且每行字数相等,每四个字构成一个节奏,再看他另一段唱词:

   But age with his stealing stepped

   Hath caught me in his clutch,

   And hath shipped me in till the land,

   As if I had never been such.

   (He throws up a skull)

   译文:

   谁料如今岁月潜移,

   光景催人急于星火;

   两脚挺直一命归西,

   世上原来不曾有我。

   (掷起一骷髅)

   移和西、火和我押韵,四字节奏八字句,唱来琅琅上口,而词义又十分通俗贴忉,符合小丑的口吻,充分显示了译者高超的文才诗艺,以及他译时反复推敲、仔细琢磨的工夫。

   怎样才算是把原作译好,他曾经和我谈起翻译要求“信达雅”的问题。他认为“信”和“达”容易傲到,要做到“雅”则并不容易。如果因为追求“雅”而不顾“信”和“达”,那是不负责任的“雅”,当然容易做到,但是不可取。“信达雅”三个方面应该是一个整体中蕴含的三种内容,不能分割。必须要在“信”和“达”的基础上做到“雅”,才算是理想的翻译。他说他为了要努力做到这样的理想,曾经付出艰苦的劳动:不仅在落笔翻译前,反复默诵原作,等心领神会后,才开始下笔,而且在译成初稿后,再认真推敲多遍,把不符合原作精神和我国读者(观众)习惯的词语结构等方方面面,加以润饰、改造,最后在抄写一遍时定稿。他说中国画家对肖像画的要求是不求形似,而力求神似;他对翻译的要求,则是既要求尽可能形似,更必须无论如何做到神似——神似本身是在形似的基础上发展的。

   有一次谈到莎翁的代表作。我们都认为莎翁天赋机灵。他22岁时离开家乡,投身到伦敦的戏剧界,初事杂务,而后扮演一些无关轻重的配角。由于他对剧本能深刻理解,使他在演技上高超过人,而终于崭露头角,发展到别出心裁地自编剧本演出。这时他才27岁。从涉足剧艺到誉满伦敦,不过是短短五年的时间。

   朱生豪把莎翁所写的37部剧作,归纳成四类,即喜剧、悲剧、史剧和杂剧。他认为写得最好的是悲剧,而悲剧中写得最好的则是《汉姆莱脱》。这是莎翁在38岁的盛年时所写。

   他非常欣赏莎翁对人物性格的创造。他说《汉姆莱脱》的故事是陈旧的,并非莎翁的创造。可以说,莎翁全部剧作的题材,都是陈旧的,甚至有些题材,已有前人编过剧本,有些还曾根据这类剧本公开演出过。但是一经莎翁的再创造,这些陈旧题材里的人物,都会凸显出他们活生生的性格特征,在广大观众的眼里,都会觉得他们有血有肉。比如汉姆莱脱这个人物,作者着重描绘他思前顾后进退畏难迟疑不决以至坐失良机一误再误的性格。这种性格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之中。因此我们看戏,看到舞台上演出的虽是汉姆莱脱的外形,而他所表述的意蕴和行为,却是我们自己。莎翁创造的人物角色所以能抓住住观众的心理,主要是在人物角色的性格塑造上。他把观众的性格融化在剧本的人物角色里,从而能赢得广大观众和读者出自内心深处的共鸣。

   莎翁对剧作人物的创造,不仅是镂刻精微,生动活泼,而且还注重这一特定性格的发展和变异。比如汉姆莱脱,他有时思前顾后,迟疑不决,有时却又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有时富有智慧而热情,有时却又是疯癫而冷酷无情。而从整体看,《汉姆莱脱》一剧写得特别成功之处,则是在于全剧一气呵成,—环紧扣一环,它从悬疑而直达高潮,找不出哪些场景有松驰的痕迹。这应该说是莎翁所有剧作中写得最最完整而感动人的一部。

   在谈话中,朱生豪把莎翁能够写好剧本的原因之—,归功于他在剧院工作的原故。他说他既当演员,肯定也当观众,并反复观察观众对剧本演出时的感受和反应,深刻领悟到怎样的剧情和角色,才会受到观众欢迎的客观规律。

   有一次,和朱生豪一起去逛书店,乘便看了一次电影以后,在走回来的路上,他也谈到了“客观规律”。

   那天下午,为了找一些参考资料,我们去福州路的几家书店。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家小电影院,只见正在放映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这片子我们都早已看过。但是电影迷的朱生豪,却停步不走了,他奔上台阶,买了票,一定要我陪他再看一次。看罢电影,我们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顾工人死活,加快传递带的速度,让那些在传递带上分工操作的工人,不断加速地干他那一份的机械动作,以至把工人逼得差不多成了疯子。这说明资本主义越发展,越是走上死胡同——导致无产阶级的革命。《摩登时代》启示我们的,就是这个几乎是自然形成的客观规律。但是朱生豪对于“客观规律”的理解,远不是如此简单。他认为规律虽然客观存在,但是如果认识并掌握这种规律,也可以主观能动地适当改造或推迟出现这种规律。他认为资本家不会这样愚蠢:只会加快传递带的速度,让工人起来造自己的反,资本家—定会雇佣另一些工人,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智慧,创造出能够替代繁重劳动的机械,让工人用愉快的劳动来驾驭这些机械。这样,生产上去了,资本家可以从工人那里掠夺到更多的利润,也使工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相当的改善。因此,运用知识和智慧,创造生产手段,改造自然,增加社会财富,造福人类社会,这是一个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关键的问题,是在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应该如何合理分配给工人,而不为资本家所独占(即不合理地占有其中的绝大部分);这是属于社会制度的问题。资本家也“定会研究这个分配问题,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通过更高级的生产手段组织工人创造更多的财富,缓解无产阶级革命。而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更不是一句空话,需在运用知识和智慧来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无限丰富的社会财富,不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必须经历充分发展化产力的阶段。这又是—个客观存在的规律。

   “不管是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些客观规律都是躲避不了的!”他说。回忆朱生豪当时对“客观规律”的分析,使我非常吃惊地醒悟到:他在40年代初期,就已经隐隐地说出了相当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类的话。

   这次谈话,充分说明了他不但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和恩辨能力,而且还有丰富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海军陆战队持枪冲上《中美日报》社的大楼台阶时,我和朱生豪一起,经报社工人通知后,匆匆从床上起身,穿上衣服,夹杂在工人群众中,在一步步上楼的日军枪刺旁,走下了台阶。从此我们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见面。我们留在报社的书稿和衣被杂物,也都全部丢失。

   我对朱生豪离开报社直到病逝前的译莎和生活情况,是在我看了他的夫人宋清如写的《朱生豪和莎士比亚》一文后才知道。这篇文章是在朱生豪1944年12月26日逝世后一周年时撰写,由当时在《新闻报》任总经理的詹文浒转给我。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读完了这篇情深意切的文章,立即只字不易地把它编在《文艺春秋》月刊1946年1月15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上发表。进入80年代以后,宋清如还曾和我通过几次信,并在1996年8月28日亲笔签赠我朱生豪的书信集《寄在信封里的灵魂》。她希望我写一些有关朱生豪与我相处时的回忆录。我表示同意,准备再看望她一次,交换一些当时情况以后再写。但是因为我忙于编纂②《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一直抽不出时间去嘉兴看望她。在接到她哲嗣朱尚刚寄来的讣告,惊悉她不幸已于1997年6月27日病逝以后,我才不胜内疚,后悔我没有及时抓紧时机去看望她。

   我赶紧搜集并研究有关朱生豪的资料。

   身处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物质条件极差,高度脑力劳动的朱生豪,得不到最起码的营养,以至英年早逝。在朱生豪短短32年的—生中,除了将37个莎士比亚剧本呕心沥血地翻译出31个半以外,只有他夫人宋清如把他写的书信编成一集出版,再没有其它重要的整部著作留下。我想到了和其他共事时期他不署名写的大量时政随笔,应该汇集成书。发掘这些以“小言”为总体的散文创作,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和深厚的文学造诣,更重要的是他在不经意中创造了一种形式独特、爱憎分明、讽刺和幽默挥洒自如而战斗力又是非常强劲的新闻文学文体,他冒着被暗杀和绑架的危险,为我国文学界和新闻界留下了一份永不褪色耐人学习的宝贵遗产。

   我为有这样的战友能够创作出这样的精品而感到自豪!

   1998年11月5日初稿

   肖毛注

   ①:文中所引原文,多有印刷错失,最可怕的,是“v”往往被印成“u”。所以,起初我根本不知道“heauen”这样的词是什么意思。别的明显错误,也顺手改了一点,不过,由于莎翁喜欢捅一些过分典雅的“古词”,凭我这两脚猫的本事,很难详细分辨其中的错误,只好草草校对了事,发现错失的朋友,请告知,谢谢。一张以绍介翻译文学为主的报纸,竟然出现这些低能的错误,实在令人惊讶。

   ② 编纂:在原文中,后面的字竟然是“篡”!这个错字,是不能容忍的,故特别提出。

   另外,此外颇长,不但分三期载完,也拖到了中缝。幸亏我扫描时注意到了,不然又得受累。文中有些乏味的段落,但还有可看的内容,读完,我的最大收获之一是:莎剧似有重译的必要。

   0:19 04-1-3

   6.关于范泉翻译的《鲁迅传》

   钦鸿

   【肖毛自《译林书评》2001年第6期(总第29期)扫校(11月15日出版)】

   2001年8月6日《旧书信息报》第一版发表的《也说范泉译<鲁迅传>》(桂圃作)一文,大段引述许广平为王士菁1948年出版的《鲁迅传》所写的序言,以表明“许广平先生不但否认自己对范泉译《鲁迅传》的‘校’,而且对日本人的这本《鲁迅传》表示了很大的不满,甚至是气愤”,进而认为对范泉所译的这本《鲁迅传》,在阅读时“要不失警觉”。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该文的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轻率为文,结果违背了自己表白的“客观”原则。

   范泉是40年代上海《文艺春秋》杂志的主编,他曾冒着风险,在自己所编的刊物上组织文章,就“鲁迅藏书出售问题”进行评论,揭露周作人之流的倒行逆施,为保卫鲁迅遗物运动作出了贡献,因而与许广平结下了深挚的友谊。他之所以选择日本小田岳夫的《鲁迅传》进行翻译,是由于鲁迅的朋友内山完造的推荐。在翻译过程中,又得到了许广平、夏丏尊以及《鲁迅全集》发行人黄幼雄的鼎力相助,才顺利完成的。范泉在该书的前言《关于<鲁迅传>》中,对许广平等人的帮助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在范泉译的《鲁迅传》出版一年之后,许广平在为王士菁所著《鲁迅传》作序时,却对她曾经鼎力支持过的范译《鲁迅传》提出异议,一是对范泉在《文艺春秋》和《鲁迅传》编后记里介绍“许广平校订”予以否认,说“自己不懂得日文”,“并没有拿日文对译本对校过”,“不能算‘校订’”;二是认为原作者小田岳夫,是将自己的“若干主观之见,拿来放在鲁迅身上”,是在“战争时期,为日黩武主义者借词解脱”,有些写法是“非常之恶毒的”。这篇文章,1947年10月17日发表在上海《时与文》周刊第二卷第六期上,后来又收入王士菁著《鲁迅传》一书内,在当时文坛产生了影响。

   但是,这只是许广平的一面之辞。范泉的辩答,见于两周之后《时与文》第二卷第八期发表的《关于<鲁迅传>的一点事实声明》一文。他认为许说的不是事实,无论在《文艺春秋》或《鲁迅传》封面或版权页上,“均未刊景宋先生(即许广平——引者注)校订字样”,只是写的“校正”,而为了许的意见,特地在《文艺春秋》一卷三期的编后记上声明她“并未经日文校订”;但许广平对该书所做的工作,却是“事实俱在”的。对于原著的问题,范泉在《鲁迅传·附记》里,早就说过“所有类似这样的地方,在许广平先生的指示下,都经一一加以删节或改写”。而许广平序文其实也已经说明:“待到译者把译文给我看的时候,曾经把这一点颇为重要之处说明了,似乎译本出版,多少删掉了一些”。所以范泉认为“实甚明显”。后来,许广平在翌年11月14日出版的《时与文》二卷十期又刊一文《关于<鲁迅传>还有几句话想说》,对所谓原著的错误已不再提,而只是纠缠于“校正”一词,认为“校订也好,校正也好……依我说,都不敢当”,所以“始终对日译本不同意算是校正”。

   其实,范泉日译本《鲁迅传》前言《关于(鲁迅传)》一文中,对许广平提供的帮助说得很清楚:“由于鲁迅思想的广博,由于原作者在人事和地域上的隔膜,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可以说,是有着不少的严重错误的。为了避免对于鲁迅的误解,译者邀请许广平先生加以详细的校阅。许先生曾把原著歪曲的地方,用一片片的小纸片记录下来,赐赠译者加以改正,并当面又获得不止一次的解释。而在原著的引述鲁迅原文的地方,曾向许先生借阅《鲁迅全集》,一律照录原文。为了抽译的校阅和原著的订正,许先生曾奔走了两次,并惠赠参考的书籍”。由此可见,范泉所谓的“校正”,是根据事实进行“校阅”和“订正”,并没有什么对照日文的意思,而许广平既然也确实做了这些工作,又何必以在“校订”和“校正”上纠缠不休,并以“不懂得日文”来摆脱干系呢?

   如果许广平对日文原著是根本否定的,她决不会对范泉的翻译工作提供那幺多帮助。而范泉对原著的错误处所作的“删节和改写”,既然是按照她的意见进行的,那么如果她有所批评,应该指出哪些地方违背了她的意见。而她对此似乎并不无疑义,而且肯定了范泉已经按照她的指点“删掉”了原著错误之处,那么这时她再提出事实上已按其意删除了的所谓原著的“若干主观之见”和“非常之恶毒的写法”,岂不是出尔反尔,自相矛盾?

   据贾植芳的回忆,1946年10月鲁迅逝世十周年之际,上海进步文化界曾在查尔顿戏院举行纪念大会,周恩来、许广平、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人都参加了大会。“开会的经费大约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大姐资助的”,而范泉所译的《鲁迅传》则作为会议惟一的赠书,每个与会者都得到一册(见《一个不能忘却的朋友》,收《范泉纪念集》)。可见范泉译的《鲁迅传》在出版当初,许广平是相当看好的,否则她绝不会同意用来作为纪念会的赠书。然则,何以仅仅一年之后,她的态度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社会人生实在是极其复杂的。原来,1946年抗战胜利后不久,范泉曾应国民党驻沪特派员詹文浒①的要求,业余协助他做过一段清查敌伪文化的工作。这本来是他在特定形势下所做的一项正义的事情,却被别有用心者因此而诬为“南京暗探”。这一流言很快就传到许广平那里,因而导致了许广平迫不及待地发表声明,竭力与之划清界线。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不单是所谓“南京暗探”之说在苦恼、迫害范泉几十年后终于灰飞烟灭,就是许广平曾经对范泉翻译《鲁迅传》的鼎力支持和精心校正,也不是任何“声明”可以抹杀的。而这一本凝聚着范泉、许广平、夏丏尊、黄幼雄等人的心血的《鲁迅传》,作为鲁迅逝世后最早问世的鲁迅传记之一,已经彪炳于中国鲁迅研究史上,受到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视。

   2001年8月20日写讫于南通四风楼

   肖毛注 ①“驻沪特派员詹文浒”:巧得很,范泉先生曾撰《朱生豪译莎及其他》一文(我已另外校出),亦刊于该报,其中介绍说,1945年末时,詹文浒在《新闻报》任总经理,可见他也算文艺圈子的人,那么,范泉在1946年左右与詹文浒打交道,也是正常的。

   原文配有范泉译《鲁迅传》书影,已扫出另贴,请参看。

   另外,本文作者在该文首段别人“轻率为文”,本来不错;次段即说什么“揭露周作人之流的倒行逆施”,是不是也算“轻率为文”呢?

   22:52 04-1-2 肖毛校

   7.《小东西》

   ——爱书絮味之三

   叶嘉新

   【肖毛自《译林书评》1999年第4期(总第15期)扫校(7月15日出版)】

   1866年,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r)出版了以故乡普罗旺斯的人情风物、传说掌故为题材的散文和故事集《磨坊文札》,从此一举成名,引起世人瞩目。两年后,都德出版了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小东西》,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他作为著名小说家的声誉。

   都德生于法国南部尼姆城一个破落的丝绸商家庭,很早就为穷困所迫独自谋生。15岁起在小学里任管学监(类似辅导员),17岁那年,他带着诗作来到巴黎,凭着一股少年热情走上文学之路。但他的第一部诗集《女恋人》(一译《多情女》)并未得到成功。“他的真正的成功,还是开始写小说以后的事。”而《小东西》正是一部半自传性的作品,从中可知都德早年的奋斗史。小说写的是小东西很小的时候,家里破了产,全家被迫离开故乡,搬到里昂去。他在里昂穷得没法读完书,于是到沙兰德学校去当学监。在学校里,他受到教师的轻视,学生的欺悔,后来还被人利用,遭到校方开除。他失业以后就到巴黎跟他哥哥住在一起,他梦想做一个诗人,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他哥哥病死了,他自己在一场大病之后和一个巴黎商人的女儿结了婚。《小东西》就是这样通过主人公的悲欢离合表现了一个无助的少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的痛苦、失望、梦想和爱情。因为出身贫苦,都德对于卑微的人们总是抱着深厚的怜悯,对于不幸的孩子们总是特别寄予同情。在这部小说里,没有惊心动魄的事件,也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作者也并未着力对现实进行批判。小说通篇只是由白描的日常生活场景和小东西在生活中丰富的观感、敏锐的感受所组成。透过平平淡淡的笔墨,我们却洞悉了当时那个社会的虚伪和冷酷。诚如黎烈文先生所评论的:“都德是属于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派,可是他的作品并不和一般自然派的作品一样仅仅表现丑恶而使人绝望的人生;他常是在悲戚的情调上加上快乐的气氛,把眼泪与微笑混在一块。他同时有着狄更斯的幽默和法朗士的嘲谑。”因此,都德又有“法国的狄更斯”之称。

   和那本《磨坊文札》一样,《小东西》很早就已有了中文译本。据说第一位译者是李劼人先生。1922年11月,李劼人先生开笔始译, 1923年6月,《小物件》(最初译名)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之一由上海中华书局初版。1924年、1928年、1935年又分别再版,三版,四版,可谓一时洛阳为之纸贵。1943年7月,李先生又改译《小物件》,更名为《小东西》。李先生还写了《<小东西>改译后细说由来》一文附于书末,并于本年11月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予生也晚,自然无缘读到李劼人先生早年的两种译本。然而舍间却藏有一本虽非珍罕然视同拱壁的《小东西》,是郝运先生译的。1957年9月新文艺出版社初版,特大32开,内文竖排,插图4幅,扉页后有作者半身小像一幅,封面浅灰色,书名上方且有内容取自第一部第五节《谋你自己的生活》中小东西心情不安地看校长读介绍信的剪影。这本已来到世间四十多个春秋的风尘满面的书,是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用几本旧课本从—家单位正待处理的废旧书报中换下来的。这正应了德国犹太作家沃尔特·本杰明在《书痴》一文中说过的一句话,“就一个彻头彻尾的书痴而言,获得一本古书无异是赋予该书新生命”。四十年里还有哪家出版社出过这本书没有?当然我无缘知晓。我只知道加倍地珍视这本“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的郝运先生译的《小东西》。无论是周末之夜,还是寒暑假期,我不时轻抚书页,玩味都德作品轻淡的风格,品赏郝运先生那流畅传神的译文。自然也不时眷恋流落于世间的李劼人先生译的《小东西》。

   与都德晚年写的那部回忆录《巴黎三十年》一样,《小东西》简直是一部令人沉思的长篇散文诗,美丽而又有兴味。从小东西那忧郁的叹息和闪着泪光的微笑里,我们应该深知,一个文学家的成功不知有过多少辛酸,不知要经过多少艰苦的奋斗!可珍爱的《小东西》,什么时候方有新的译本呢?或者什么时候能重印李劼人、郝运的译本呢?我期许着。既为自己,也为孩子们!

   1999年早春于杏庐

   可珍爱的《小东西》已经有“新的译本”了

   ——读叶嘉新先生“《小东西》——爱书絮味之三”一文有感

   像从前一样,在叶嘉新先生“《小东西》——爱书絮味之三”一文中,仍能看到许多乏味的传抄,而且,抄得更加模糊,要不是有可靠“参照物”,有时我甚至不清楚哪里是“抄写”,哪里是“创作”了。

   其中,更有两处让我迷惑的奇怪言论,一是“四十年里还有哪家出版社出过这本书没有?当然我无缘知晓。”这一句。在文末,叶先生又说,“或者什么时候能重印李劼人、郝运的译本呢?我期许着。”我想,这个问题,更不必问了。

   1985年3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根据“1957年9月新文艺出版社初版”修订再版了郝运先生译的《小东西》,定价1.4元,印数46000。

   郝先生为这个修订本作了后记(1984年3月作),称“现根据原文校阅,在文字上做了不少修改”——可见,这种本子,不但是“重印”,还是更可靠的呢。

   可惜,“几年前”换得《小东西》初版的叶先生没能看见它,不但,他就会知道,在这个修订版中,虽然内文“正”排,但扉页上也“有作者半身小像一幅”。

   但是,“插图4幅”的情形,已经不见,因为是书共收入了15幅插图;“封面浅灰色”的情形,已然改观,新封面的底色为米黄色。

   “书名上方且有内容取自第一部第五节《谋你自己的生活》中小东西心情不安地看校长读介绍信的剪影”的情形,依然照旧,可是,在正文的第五节中,这张“剪影”却奇怪地蒸发了。所以,我要多谢叶先生的这一句介绍,不然,我还真不知这张“剪影”的来历。

   这本书,是我在1992年3月4日从区政府书摊中买到的几本旧书中的一册,全新。此外几本是什么,早已遗忘,但从我题在该书扉页上的记录看,这些书一共花了八元,比叶先生亏得多。

   至于后来是否印过再版《小东西》,别版《小东西》,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也不想再期待别种译本了。

   另外,我在本文前面透露的“参照物”,即为1985年版《小东西》书后的“译后记”——这一点,似有补充的必要。

   0:50 04-1-3 肖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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