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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在场主义”:重返和介入    ——二十一世纪汉语先锋散文流变    沈荣均   一、散文的话题:从回到“起点”开始   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当下汉语散文写作处境异常尴尬

“在场主义”:重返和介入

   ——二十一世纪汉语先锋散文流变

   沈荣均

  一、散文的话题:从回到“起点”开始

  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当下汉语散文写作处境异常尴尬。诗化、情节化、文本暧昧,泡沫写作……在无时间无用等独立意义和语言的变化无常上不如诗歌,在镜像构建、戏剧色彩和功利性阅读上不如小说。或在散文刊物、报纸副刊的故纸堆里苟延残喘,或在网络上打着散文的幌子随地大小便……

  汉语散文已然文学创造的“次等品”、“庞然大物”。在被诗歌、小说同化的同时,也在步入自戕的不归路。本文之所以提到散文的这些问题,因为本人认为对于散文的建设,任何时候讨论以上这些问题都不过时。现在不是讨论散文是否过时的时候,而是更应该对散文表示尊重和关怀。重返散文,不是开倒车,也不是“崇洋媚外”,相反是在后退中前进,是“拿来主义”。

  散文究竟要折腾成什么样子?这是个似乎很傻冒的问题。散文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成长性的概念,而非终极的目标。汉语散文,一直在成长。汉语散文的成长性,缘于汉语作为母语的成长性。只要汉语不消亡,汉语散文的灵魂就不死。当下,汉语散文写作遭遇的一系列矛盾,正是汉语散文成长性的体现。这就像青春期的“骨痛”,并非属于病态一样。

  站在汉语和散文的立场,我们的理由是:因为一些重要的东西被遮蔽,假像被话语暴力一次又一次误判。一切关于汉语散文的言说,需要重新回归到汉语和散文的前提下来进行。

  回到“起点”——还原生命个体和生活本来面目——所谓“去敝”、“敞亮”和“本真”(《散文:在场主义宣言》)。

  回到“起点”——还原汉语作文叙述手段的“本来面目”,露出赤裸裸和坦荡荡。

  散文,或者“散文体”,一个充满“变数”的概念,一个恒久新鲜的命题。叙述不死,散文不死。汉语不死,汉语散文生生不息。

  事实上,无论多么闹热,散文一直在试图回到“起点”。在绕了一个又一个圈之后,我们回到“起点”——拯救散文的品质——所谓“在场”和“散文性”(《散文:在场主义宣言》)。如果说散文有“定数”的话,这便是散文的“定数”。

  二、散文:冲动的叙述

  之所以选择汉语散文,因为别无选择——有一种强大的叙述冲动,它发出大地独有的声音,类似某种次声波,但更像母亲的呼唤。呼唤的手臂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它在前面某处等你,与你不期而遇。

  所谓“道”的召唤性,是汉语散文应该坚守的基本立场。不仅是叙述道德的问题,且是作家内心的真正自由——除汉语表达本身的召唤,无任何来自其外的约束。散文作家的立场,取决于作家对汉语的立场——维护汉语的尊严——纯正独特的审美表达。居安思危,保持灵魂独立,坚持底线写作,决无过分的沉溺。过分的沉溺,容易被假象迷惑,遭致集体的失语。

  散文就是散文,它无意替代小说和诗歌的功能。以宇宙现象为模型来比喻。小说,以呈现局部特征和秩序为始,以构建宏大为致力的方向,好似爆破一样,是向上、向外的。即便是先锋小说,总体上也符合这个特征,只不过它的爆炸速率和当量难以掌控。这一点,与散文不尽一致。散文从生命本体出发,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负方向用力——向内和向下,折向灵魂。这一点类似黑洞和恒星坍缩的特征。诗歌一直是最闪耀的星空,特征是歌唱,高蹈恒久的歌唱。

  以宏大和高蹈来描述散文的姿势,这对于习惯低语的散文写作是经起不推敲的。它既不能作为散文的目的,也不能作为手段,否则只会批量制造被先锋散文写作者们不屑的“体制内散文”。对于“体制内散文”,先锋散文摆出了一副严正拒绝的姿态:继承并开拓了散文与诗歌、小说等决然不同的品质——推崇矮小、细部、坚硬、后退、背离、驳杂、不完整、非判断等。这本是世界的秩序本质,我们要做的不是整理、规劝、修正这样的秩序,而是赋予并且释放它们以审美存在的足够理由。低下头来,触摸现实的脉搏,聆听它的呼吸,在万事万物与自由心灵之间建立桥梁,去呈现疼,去表达痛。那大地上仿佛敞开暗处渗着女性经血一般的疼痛,那空气里弥漫的令人窒息的心跳和呼吸,正是需要我们召唤我们为之叙述表达的“次声波”。这是散文的写作底线。比较小说和诗歌,散文什么时候都更应该保持清醒。任何超越这个底线,昧良知的写作,都不具有本质的汉语散文意义。

  散文不需要遵循某种“标准”。如果一定要说散文有个什么“标准”,那么只能说还没有找到这个“标准”。散文一直在朝着这个“标准”努力,一直在重返,一直在接近。这是个极限问题。永远没有达到“标准”的散文写作。唐宋古文不是标准,明清性灵和现代闲情小品也不是标准。秦牧、杨朔、刘白羽散文不是标准。“秋雨体”不是标准。即便教科书上所讲的“文质兼美”都不是标准。“形散而神聚”只是瞥脚散文的标准。一旦散文作品被视作“标准”,它就成为另一种“体制”,它就是博物馆里陈列的“标本”了,显然它已经死了。散文是活的。散文一直在行走中。散文需要为拒绝体制写作付出牺牲和努力。

  散文从发生的那一瞬间起,注定是“个体”甚至是“小个体”的现象。个体的生命是开拓更多新鲜活泼不可预见的可能。继续以宇宙为模型来言说。诗歌的爆炸,以情绪为流程。情绪一旦发生,它不会回流,只是往下流淌的方向不是一线,而是多线的,而且这些线不一定是连续的——断断续续的管束结构,最后以衍射的波纹维持到永远。这是很典型的时间与宇宙的模型。小说的时间向度体现表面的显著。无论是再现过去、纪录当下和幻想未来,都是从一点开始,可以是0,可以是负数,也可以是正数,但从此点开始发生的都将是线性的。即便你可以打乱这个时间状貌,我们仍然能找到其中隐藏的“流动”问题。散文呢?我们并不知道散文在何时何地发生,甚至连先兆也没有。它可能是混沌的——无所谓发生。它可能存在于回流中,时间和空间越来越紧张,情绪被理智压缩,甚至无力自拔。当然,它也有理由继续,一任情绪的流逝殆尽。这一切,都在事先的预设之外,令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已然遭遇它了,接下来所要做的是条件反射似的处置——有多少个体就有多少遭遇,有多少遭遇就有多少现象和可能性,这一点,永远是散文自己说了算。

  从变数到定数再到变数,汉语散文经历了长时间的阵痛后开始走向轮回。当代散文曾在某一段时间,一夜之间成为充斥大街小巷城市乡村的庞然大物,而且步调一致,表现出惊人的趋同性。仔细考察,发现这是个多么可怕的虚假繁荣——充其量是话题的不段复制或“横向转移”!

  作为一种伟大的表达工具,汉语对我们而言,永远都是亲切生动的陌生。就像自己的家园及某个亲人。即便日日相处,你能说对他究竟有多了解呢?这其实是一个角度的问题。我们永远只能站在自己感官的立场,小孩子一般,用眼睛看用鼻子闻用耳朵听用手触摸……而散文却整个地关怀遮蔽着我们!

  现在有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那就是在追求极大文体界线自由的幌子下,小说和散文玩起了猫抓耗子的游戏——小说真实化,散文虚构化——从细节、话语手段,到背景、情感、事件,终于把虚拟张扬到极至。从一开始,我们都被一种虚拟的游戏规则主宰,阅读这样的散文,自始至终有一种被逼良为娼的不爽,不得不小心从事。真实的不可验证,并不等于我们就得忽视良知——散文的诚实。作一些边缘性写作无疑是有意义的。散文的虚构从来以诚实作为保证。当下汉语散文的走向,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必须重提诚实意义写作。

  对现象、经验、暗示和一切未来可能的把握,而非简单地对过去的否定、对当下的暧昧、对未来的认同。这一点直接关乎散文写作的态度。准确理解把握现象,须“在场”——灵魂、精神和态度先于感官手段融入,否则流为毫无生气的自然主义或“僵尸写作”。经验写作则上升到了一定高度。但现在,我们很多自称写散文的作家,却不是凭经验写作——没有定力,很容易被干扰、侵害和瓦解。暗示和对一切未来可能的把握,具有相当的难度,技术含量更高。但汉语为设置并且尝试跨越这样的难度提供了可能。暗示无处不在,未来虽不确定却为你而存在。重要的是你在任何时候提笔写作的时候都得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散文里的“我”是“虚构的真实”,是“模糊而又确凿的”,这永远是一个悖论现象。散文作家通过个性化的写作确认身份。但是,散文强调个性化的话语方式和修辞手段,不是炫技,更强调劳作,强调身体与现实直接发生关系。散文写作从来不是畅快的。身体无法成为一张白纸,事实上身体从来不是一张白纸,它一直在“刮掉后又被重画”中。很显然,散文就在这个“刮掉后又被重画”的过程中扮演了某种重要的角色。散文的本质意义不是重建,而是解“构”的,对周围正在发生和影响自己的一切,以切肤的抓扯、针刺、割裂和凌迟——最后获得痛和体验。快乐也是痛。反痛。换个角度思考的结果。“我”不是永远的我,“我”无时不在转换。对于此时此地之“我”的快乐,或许就是彼时彼地之“我”的痛。即便彼时彼地之“我”的快乐还在延续,但对于别人,快乐很可能疼痛化。所以,痛具有恒久的铭记意义。快乐则容易忘却。正如母亲分娩我成就我的身体之快乐容易忘记,而母亲的痛与我的身体始终牵连,一触即疼。

  三、“新散文”:汉语散文否定之“90”暴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汉语散文姿势,可以用一个词语形容,那就是摇身一变。转过身来,我们与一个不算命题的命题——“新散文”,撞了个满怀。

  云南的《大家》杂志开辟“新散文”栏目,张锐锋、于坚、庞培、周晓枫、祝勇、钟鸣、王小妮等一批标榜新锐散文写作的青年作家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有别于传统散文的作品。《人民文学》、《十月》等主流文学期刊也摇旗呐喊倡导“新散文”,中国文联出版社也推出了以祝勇、周晓枫、张锐锋、宁肯等为代表的“深呼吸散文丛书”。由韩忠良、祝勇主编的“布老虎散文”丛书,更是不断地推出“新散文”“春、夏、秋、冬”卷。此外,祝勇还主编了《一个人的排行榜》、《新散文九人集》;南帆、周晓枫主编出版了《7个人的背叛》等新散文选本。

  不仅如此,以祝勇为代表的作家还推出《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等理论文章,对“新散文”进行总结,为“新散文”正名。

  此后,经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一些作家、批评家不能坐视了。陈剑晖发表了《新散文:是散文的革命还是散文的毒药?》,对新散文写作的一些偏激行为予以抨击。随后,祝勇又撰文就陈文的观点低调回映,表明了新散文作家们对此论调的不屑一顾。

  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场具有先锋实验性质的散文现代派革命,我们认为,无论怎样,“新散文”作家们所做的一系列努力正在影响着汉语散文发展的方向,新散文已经成为汉语散文写作无法忽略的一种重要现象。新散文写作直接针对传统散文弊端,在文本实践上的探索意义远远大于其作品本身的成就。

  可以说,我们再次讨论汉语散文写作未来走向问题,某种程度上说,需借鉴新散文的成就,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在经历新散文对传统散文的颠覆前提之下,在纠正新散文的“走火入魔”之后的汉语散文的重返、坚持和接近。也许,寻求散文写作的真言,就是一个不断趋于极限的悲剧命题。“命名即是创世;说出即是照亮”(《散文:在场主义宣言》)。能提出这一点,远非一个极限命题那么简单。它需要吃螃蟹的巨大勇气。

  四、“原散文”和“原生态散文”:汉语散文否定之星火燎原

  以黄海、马叙等为代表的更年轻一代的青年散文家们,在积极投身新散文实践,并严肃地审察新散文诸多弊端之后,打出“原散文”旗帜,标榜拒绝新散文的贵族倾向,重视日常写作,坚持向下、向内和背离的态度。

  黄海等人提倡的“日常写作”,指的是散文写作的一种低姿态,非指那种形而下的生活实录,尤其不是那种所谓小女子散文或徐静蕾式的名人世俗化网络日志。这一点与祝勇的说法是一致的。在祝勇的眼里,那些所谓袒露心灵记录生活琐事的文字,类似于看图说话之类的东西。

  随后,以杨献平等为代表的一些底层写作者,又在“原散文”基础上提出了“原生态散文”,倡导散文写作本质是实现“本色的回归”,同时更应注重“平民化”和“在场感”。200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集中出版了杨献平、周伟、张利文、朱朝敏、江少宾、吴佳骏、桑麻、老湖、王开、沈荣均、廖无益、李存刚、颜全飚等13位志同道合者的合集《原生态散文13家》,亮出了这一群底层写作者的“大地原声”态度。

  应该说,“原散文”和“原生态散文”都是在“新散文”革命的范畴之内,涌现的更为新鲜的散文文本实践——从技术层面对“新散文”进行丰富,准确地说是“新散文”暴动后的又一成果。这些群体的实践,虽然在理论架构上并无多大突破,却是在对“新散文”革命一片怀疑声中音色尖锐的低音符,类似于变声期的少年之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汉语散文,她一直在孜孜不倦的自我求证。我们相信,茎叶枯了还有花果,花果谢了还有种粒,以及根植于母语腹部深处的草根。或许有人已察觉有一只眼睛,一路数过来应是第三只眼睛,它正在远处默默注视。

  五、“在场主义”:汉语散文否定之否定革命

  从九十年代散文中兴,到“新散文”挺身而出,再到“原散文”、“原生态散文”崛起,散文写作呈现于我们的姿势是渐渐向下的,可看作汉语散文的重返过程——向民间转移。一系列的现象表明,汉语散文在经过新时期的繁荣和阵痛之后,大大地进步了,准确地说是汉语散文在经历一场无法回避的革命后成长了。

  汉语是自由的,汉语散文写作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方向,自由发展,默默成长,一直在“最大限度地接近散文本质”。“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林贤治《五十年:对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考察》)有着几千年自由精神传统的汉语散文,更是如此。汉语散文需要不断地赋予时代精神的内涵和外延。先秦时,它是锋芒毕露的;魏晋时,它是隐忍幽密的;唐宋时,它忧国忧民;明清时,它抒写性灵;民国时,它在大声呐喊;九十年代,它在小声浅唱。那么二十一世纪呢?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遭遇了更多炯异的问题,可以说面临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现实面临的不确定性,为汉语散文的成长提供了更广阔的土壤、更丰富的元素和更多元的走向。

  启迪浮想的方块字,东方神韵的汉语读音,中庸气质的汉语语境,注定汉语天生是属于散文的。汉语散文“是汉语的产物。苍撷造字,方块字自然成为有话可言有感而发有情待抒的尤物,这便有了她。一开始就注定与汉字结缘,斯守到永远。如果说,诗歌对灵魂的关怀是终极意义的,小说是现实意义的,那么,散文则充满宽容与善意。便一直追求这样的文字,平易近人的倾诉,文本的实践性和不落窠臼,以及汉语言本身的不可替代。”(沈荣均《散文是什么》)

  “新散文”之后,我们看见汉语散文仍在艰难地舞蹈,虽然戴着镣铐。汉语散文所以能成长,是因为她注定永远在路上。汉语散文和汉诗写作一样,一直保持着对语言的图腾崇拜,维护了汉语的尊严,这是难能可贵的。重返散文,坚持对汉语散文真诚的态度,不断尝试汉语散文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去赢得未来的读者,注定如西西佛斯一样具有悲剧的意义——挑战汉语表达极限,直至无穷,直至头破血流。

  关于“在场”,我首先要谈到一个词语——“身体”,以及一个话题——“我之身体”写作与身份确认。

  在场不是散文的专利,诗歌、小说和戏剧也强调“在场”写作——获得现实感。诗歌很好解决。诗歌从来都是个人情绪产物,无时间或忽略时间,无指无意义,即便情绪再模糊再朦胧,但一定是排他的,生动穿透,直指内心。小说则通过复杂的虚构,直接进入个人、家庭、国家、社会、时代、村庄、田园、大自然等生命的原始“场”或“场的档案”——它的重要性就是不可毁灭。

  散文则要困难得多。好在有第一人称——天然的“在场”切入方式。我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第一人称写作实践者。我以为,坚持散文的在场写作,无法回避第一人称问题。第三人称在应对散文“虚构的真实”,往往不是言不由衷,就是力不从心。“我”作为第一人称存在并不是孤独的。“我”有着潜在话语对象,他藏在黑暗的角落,默默地注视着你,对着你傻笑。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傻笑,都令“我”惶恐不安。“我”不是一个人在写作。“我”从来以身体作为存在依附,从来与现实格格不入又难分难舍。散文之“我”,不仅仅是人称问题。散文应是“有我”的,而且“我”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

  王国维以“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作为价值评判作品的高下,是从读者的角度而言,可归为是非价值论一类。是非价值不是文学创造的核心命题,散文与诗歌甚至其他的文学创造都一样应无是非的。诗歌有“太白体”、“少陵体”、“东坡体”、“雪莱体”、“叶芝体”,散文有“散文体”,对于“散文体”之“体”,我的理解是置身其中的“身体”——“我之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在场”就是一种付诸“身体”的行为。“身体”不是名词的身体,是具有完整的叙述主体、叙述对象、叙述过程的主谓短语,是某种行为,是日常的生活的,躬身的亲历的,呼吸的心跳的,触摸的疼痛的……更注重具体、现场、证据、细节以及经验、常识、记忆等“像”,而不是在虚“构”里耽于冥思和苦想。我以为,那是科学、哲学和小说、戏剧的事情。

  我们最初是在吃饭走路、睡觉做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学会说话的。作为出自“我”心“我”口的叙述,词汇、修辞是最贴“身体”的那几个仆人。散文就是“我”在说话,就是词语和修辞的贴近“身体”的日常创造。

  我还要引入另一个重要的词语——“介入”。“在场主义”主张,“介入——然后在场”,以及“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认为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介入就是“去蔽”、“揭示”和“展现”。(参考《散文:在场主义宣言》)。

  所谓“介入”,与“闲适写作”、“零度写作”,有着鲜明的“异态度”。显然,提倡“介入”,即是反对“闲适的、没有温度和态度”的写作。把肌肤亮开来,让呼吸、心跳和温度,伴随指示仪器闪烁。它一直让“我”揪心!

  它是肯定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展现第一人称的魅力,但首先要抵制话语暴力倾向,其次才与“我”有关,更能彰显叙述的定力)、身体性(贴近身体的忘我体验)、日常性(日常考察的不动声色)、现代性(一切在散文写作的前提下表现的现代属性,或者说站在现代意义的基础上讨论散文的核心价值)、散文性(“文”的意识的日渐觉醒,“文本”意识只是重要的部分,自由创造的“精神自明”——周伦佑语)、母语性(个性鲜明的母语遗传密码——形神皆备的方块字,抑扬顿挫的汉语读音,中庸大度的东方语境,纯正典雅的汉语品质)。

  它也是否定的——非主题、非完整、非结构、非体制、非判断、拒绝集中,等等。不企图包容太多(写作范围从来不是讨论的问题,包括容量和长度等);不屑于读后感、心得体会、生活纪录等“应用性质文体”为伍;不与诗歌比格调(诗歌从来是在观望,“介入”不是其主要特征);不与小说比“有用和有意义”(小说“介入”太多,死板的“介入”,甚至是使命——死命的“介入”),但一定是得以提升的收放自如的纯精神行为;散文更需要“介入”(一直在犹豫,企图澄清,但愈加混淆)。

  它更具反价值的“价值”——并不追求散文写作的“终极价值”,准确地命名了汉语散文写作的“态度价值”和“过程价值”。传统散文鲜明的旗帜是“载道”——意义甚于态度和过程。“新散文”表明了散文的重要态度——“不屈服”:“不屈服于各类体制(包括话语的体制、真实的体制、文本的体制、甚至长度的体制)”,但矫枉过正,背离散文的本来面目。“原散文”、“原生态散文”试图找回散文本来面目——“原”,这个意义丰富的动词更侧重于“过程”。“介入”,则兼具两者,意义除外(在现代意义的之下,一切所预设的、先验的、赋予的“意义”其实是反现代意义的,这样的“意义”毫无价值。)在场主义更关注散文本来的面目,倡导“在场”与“介入”的关系。“介入——然后在场。只有通过作家主体的介入,价值才会排列,意义才会彰显。同时,介入也会使散文作家树立起这样的价值感:散文写作不是与社会、与公众无关的自娱自乐,不是与人类整体命运无关的无病呻吟;而是可以通过‘去蔽’,通过在与黑暗的主动接触和冲突中无遮蔽的本真言说,揭示出‘真实’、‘真相’和‘真理’,进而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有意义的精神劳作。”(《散文:在场主义宣言》)

  六、结束语:对叙述保持期待

  无论我们的周围多么喧嚣,世界依旧在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一切是那么的平静。似曾相识,又俨然不是。我们仿佛听见了汉语深情的呼唤。

  2008年的春天,一群对汉语散文先锋实验葆有热情的人——自称“在场主义同仁”,公开站在民间的立场,以亮剑的姿势出现。他们的名字是:周闻道、风吹阑叶、朴素、李云、米奇诺娃、杨沐、宋奔、张生全、张利文、沈荣均、周强、郑小琼、赵瑜、唐朝晖、黄海、傅菲、周伦佑……还将会有更多的人。他们旗帜鲜明地宣言“在场主义”,可看作是汉语散文在经历世纪之交一系列前赴后继的先锋实验之后,又一次否定之否定的革命性事件。此举无疑对汉语散文,尤其是二十一世纪汉语散文的走向,具有深远的流变意义。

  之前,我们一直对汉语散文的先锋写作不抱乐观。那么,从2008年春天,从“在场主义”始,我们应有足够的理由因此重新振作起来,对叙述,对汉语散文的将来,保持期待的坚决,从谨慎到“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马建语)。

本文标签: 汉语   流变   先锋   重返   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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