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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古典散文演变史摘录   ——读吴小如先生《古典诗文述略》   注:中国文学里,散文概念的发展演变,古典散文和现代散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吴小如先生讲述的古典散文,对理解现代中国散文的写作,是一个

  中国古典散文演变史摘录

  ——读吴小如先生《古典诗文述略》

  注:中国文学里,散文概念的发展演变,古典散文和现代散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吴小如先生讲述的古典散文,对理解现代中国散文的写作,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我自己写文章,完全依赖的是感触、豁然、迷钝和激情的本能,所写下来的,一大半几乎都是读书笔记,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文章。出版的作品,虽然基本被归类到散文的范畴,读者也曾问到过散文如何写得精彩的方法。我自己对散文如何写,不能说一无所知,但具体的理论从没有深入思考过,可能正因为从来没有思考过,写作也便没有任何束缚,信马由缰地写作自然非常快乐,就这样,写作对我的生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无比重要的意义,甚至变成了更本质意义上的一种生命实践。我从来没有思考,却只是凭借本能的书写汇聚而写的写作世界,变成了我写作的内湖。

  由内而外扩展写作和生命的价值,渐渐变成了一种自觉,可能正是这样自觉的散文,就像我们古人所称的散体文,才是我感觉到的生活里、生命中、灵魂深处无处不在的散文(万物都可成文)。

  在纸质的书籍看似要消亡的年代,书籍作为人类精神价值的意义反而越发凸显出来。很奇怪,我从来没有因此感觉到过写作的幻灭,反而对自己书写的文本越发苛求起来。

  无意中读到吴小如先生收在大家小书丛书里的《古典诗文述略》,累积在心中关于散文写作的一个个粗糙坚硬的疑惑,被摩擦出了星星点点的火花。在某些局部的感官神经末梢,有些神经元的抖动复活起来。这个笔记,大部分为摘录,偶尔有点点个人感触的穿插。对我的写作有益的这些梳理,对喜好阅读写作的那些和我类似的“别人”,也可能会有一点益处的。

  古典散文的概念,包含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概念,是专指韵文而言的一种文体。狭义概念,则是指在散文这一文体中,与骈体文(又称骈文或四六文)相对而言的散体文。骈体文是中国文学中一种特有的文体,它基本是以对仗的很工整的四字句和六字句为基本句式的一种文体,讲究典故的使用和华丽的辞藻,着重铺排描绘,每一联对仗得很工整的四、六句之间,不仅词义要相对,词汇的声调要平仄相对,并须注意字句的谐调和句法的节奏感。除了句尾不押韵外,几乎同律诗中间四句的写法没有什么区别。一般散体文的书写,其遣词造句和句法结构就不需要这些考究。在我国古代(特别是唐以前),很多用散文写的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实际上都不排斥在文学范畴之外。

  初唐四杰所写的骈体文代表作,像王勃的《滕王阁序》,杨炯的《王勃集序》,像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即《讨武后檄文》),如卢照邻的《杨明府过访诗序》。都是骈体文的杰作。

  我国古典散文具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传统,内容相当丰富。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奠定了古典散文的发展基础。西汉司马迁的《史记》给史传文学开创了新的局面。从东汉到盛唐,骈体文垄断文坛数百年。经中唐到北宋两次“古文运动”,散体文又得到极大发展。明清两代,受复古主义和八股文影响,散文始终没有跳出形式主义的窠臼。现代散文,以个体的感受为轴,将价值与自由的概念衔接为一体,主体上是从西方文学里来的。但东方世界的散文,自觉包含着音乐调性上的韵律,这种看似散体,又从内在始终强调的韵律,是散文之所以称为古典散文的原因。这种声调的韵律、心灵的韵律、哲思的韵律正是现代散文杰作的综合特征,但东方式的散文里,还有一种天地的韵律,在中国现在散文的书写里极大的缺失了,这是我读吴小如先生“古典散文述略”的章节,既感觉欣喜,又感到困惑,从而有激情重读它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凿的科学依据足以说明中国散文具体开始的时间,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资料来看,远在殷商时代(公元前1766年-公元前1122年),便已经有了数量相当大,结构比较严密的文字(即所谓方块汉字),以及篇幅简短、修辞精练的书面语言。中国的方块文字是为了适应汉语的特色而产生的。

  汉语的特点是一音表一义。即基本上以单音缀的词汇为语言的最小单位。因此我国的汉字也就形成了一字表一音的方块字,而不是拼音文字。这种文字翻转过来又对语言起制约作用,特别是使书面语言趋于精练简短。古代的贵族迷信神权,一切企图和行动,事先都取决于占卜,占卜的结果,再用简短的文字锲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就是最早的卜辞,也称甲骨文,卦辞里首尾兼顾、言简意赅的短文,就是中国文化里所能读到的最简短的散文。殷周时代,贵族统治者在青铜制成的各种祭器、食器和兵器上铸刻上简短的文字,这些文字考古学家称其为“铜器铭文”,用来表达这些铭文内容的文字,称为“吉金文”或“金文”。西周的铜器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或记战功,或记祖德,或记录诉讼判断,但从周代已经达到的生产和文化水平来估计,殷商时代已经有用散文体撰写的书籍。这就是周代历史记录中提到的“典”和“册”。就是把文字刻在竹简或木片上,然后用绳子或熟牛皮编系起来,这些书卷不仅笨重而且制作艰难,数量上必然受限,最初不下于甲骨和铜器。部落或国家需要记录的内容很多,但文章的字数却不得不尽量减少,修辞方面也必须尽量做到用最精确的词汇表达出最恰切的文义。这是中国古典散文短小精悍、简明洗练的物质原因。因为竹木不易保存,殷商时代的“典”、“册”都已湮损不传。保存在由周代人所编辑的诏令文告集结的《尚书》里面的殷代文告,只有寥寥几篇,可能都是经过周代史官修订润色的文字。

  今天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散文著作是《尚书》。属于“记言”散文,其中一部分应该是殷代的文献。这些文献里还有不少活在现代汉语里富于形象的比喻,比如“洞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星火燎原”、“牝鸡司晨”等成语,都是从古老的《尚书》里流传下来的,从中我们能够体察当时史官驾驭文字的能力。但这个时期的文字,都属于主观的有意识的创作的萌芽。最早“记事”的史籍,只有东周时期的《春秋》保留到了今天。

  西周以来,奴隶和平民对贵族奴隶主不断斗争的结果,就是东周以后,周天子在奴隶反抗和外族侵扰之下,逐渐失去了对国家的统治权。到公元前722年后,进入了“春秋”时代(孔子修鲁史(史称《春秋》),书中记录的是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之间的史实,后世称这一段时间为春秋时期,亦即“王纲解纽”时期。原先作为王室屏藩的诸侯,纷纷自成局面,不再向周天子称臣纳贡。到春秋末年,原本只垄断在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手里的文化学术,便开始转移,主要由“士”这一阶层的人们所掌握。“士”的阶层比较复杂,有些是封建新贵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有些是没落的的奴隶主贵族。

  《春秋》在修辞方法上很有斟酌,甚至每一个词、每一个语法结构都有其特定的意义,不是随便用的。后世古典散文的写作,《春秋》都有深刻地影响。像“五石六鹢”的事,鲁僖公十六年正月,记录宋国发生陨石坠落和鸟儿倒飞的事情,简练又清晰:

  春,王正月(周历正月),戊申(正月的一天),朔(这一天正是初一),陨石于宋五(在宋国坠落了五块陨石);是月(就在这个月),六鹢(像鹭的水鸟)退飞过宋都(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

  这种叙事不仅包含来自人的听觉和视觉内在次序的逻辑,而且还内含着褒贬善恶和明辨是非的倾向。这种看似记事,内在又含倾向性的笔法,后世称为“春秋笔法”。

  《春秋》为孔子修订,这种说法基本可信。吴小如先生认为,孔子是一个努力为社会建立儒家理论的代言人,而不是奴隶主贵族的顽固拥护者,这也是孔子长期在政治上失意的原因。但孔子是一个坚定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人,他一心希望出现一个新的大一统的时代(以强盛的西周为模式),把当时诸侯割裂的分崩离析的局面统一起来。所以,修订《春秋》时,一方面要为统治者讳言一些与阶级利益相矛盾的言辞(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另一方面,为垂戒于将来,使后来的统治者懂得怎样才能更好地巩固政权、治理国家,于是又不甘心把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乱臣贼子”的罪恶掩盖起来——于是便有了所谓的“春秋笔法”。这种写作方法,寓褒贬、抑扬、讥刺于字里行间的写法手法,产生了“一字之褒,宠于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晋人范宁《春秋榖梁传序》)的效果。

  中国古典散文传统风格中具有的“含蓄蕴藉、旁敲侧击、匣剑帷灯”式的写作手法,以及对反面人物进行讽刺时往往“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鲁迅语),都是从“春秋笔法”里发展而来的。对中国的文学来说,“春秋笔法”的遗毒害到文学的本体甚深,这种写作心态一直毒害到现代散文里,充斥的伪装矫饰,都与这样的“春秋笔法”有关。孔子的“春秋笔法”,本不是为了作文,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论,其实用主义特色原本与文学的写作是背道而驰的。好处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的笔法,虽然也善用曲笔,但底子是一个立足现实的“诚”字,“春秋笔法”本质上是一种战斗的姿态,只有不得不与强权和现实斗争时,才会使用。《春秋》对后世散文,尤其是明清的章回小说的影响,也正在这里。

  《春秋》之外,记载周代各国史实的书,还有《左传》和《国语》。这两部书内容丰富,艺术水平也较高,据说是鲁国一个叫做左丘明的盲史官写成的。(《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部都是解释《春秋》的书籍)。从实际内容来看,《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最早可能是一部独立的叙事详尽、文学成分比重很大的历史著作。这样的文学叙事,深刻地影响了《史记》的写作方法。《左传》收录了大量“记言”性质的史料,但重心还是“记事”。《国语》又称《春秋外传》,内容偏重“记言”。这两部书内容重复矛盾的地方不少,可见史料来源不一,不像是出自一人手笔。

  《左传》、《国语》都保持并发展了中国叙事散文简明精练的传统,艺术技巧也更加成熟。特别是《左传》,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经济的笔墨博得历代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推崇和揄扬,认为它是古典叙事散文的典范。

  《左传》的叙事艺术有三个特点:

  1、 叙述琐屑庞杂的大事件,如大战役、大政变、大盟会,能提纲挈领,一丝不乱,充分表现出作者安排情节和驾驭文字的高超才能;

  2、 文章中大量出现了形象化的细节描写,敢于运用夸张多变的艺术手法突出描写人物和事件,甚至在史实的叙述中采用了虚构的情节(这应该是吸收了民间传说的结果);

  3、 在辞令方面,不但写得娓娓动人,而且在以散体句法为基本形式的基础上大量运用工整排偶的文句和精确新颖的词汇,使文章增添了韵味和色彩。

  而且这三个特点都是在简明凝练、惜墨如金的情况下完成的。

  《国语》中的“记言”文章,大都属于诸侯各国君臣之间互相发表的政治见解或诸侯彼此之间的外交辞令。文章简洁匀称,善用比喻,能如实表达出发言者的身份和个性,和《左传》相比,《国语》的文章显得浑朴质实,其中不少“妙理玮辞”,读之使人“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明人陶望龄语),《国语》是可以与《左传》相媲美的中国古典叙事散文。

  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之前,史称战国时代。这一时期,受当时社会急剧变化影响的结果,古典散文有了空前的发展。春秋时代以来,奴隶社会的崩溃,导致了当时人们思想意识发生了显著变化。各个国家为谋求强盛,促使发生了此起彼伏的社会变革,天子的无上权威,被这样的社会变革不断消弱,个人的作用在这样的时代则被大大地肯定了。文化学术由贵族阶层逐渐转移到了“士”的阶层,他们通过授徒讲学,到处游说,借着传播历史文化的方式传播个人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春秋末年,作为儒家学派开山人的孔子,带着门徒周游列国。由孔子的弟子或他的再传弟子汇辑成的《论语》一书,是诸子百家著述中最早的一部。《论语》是说理文的萌芽,也是语录体文章的典范,其语言的含蓄精练是这部书的最大特色。战国时期,私家讲学的风气更加普遍。当时阶层斗争日益激烈,各国的兼并战争越加频繁,谋求统一的愿望大为加强。旧的社会制度崩溃后,一套新的适应新社会的新的政治制度怎样才能建立起来,便成了当时社会面临的最大课题。正是这样的时代需求,刺激了当时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纷纷著书立说,奔走游说,希望凭借某一个诸侯国统治者的实力来实现他们的理想,施展他们的抱负,从而形成了“处士横议”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家如儒家的孟轲、荀况,墨家的墨翟、宋钘、尹文,道家的庄周,法家的商鞅、韩非,名家的公孙龙、惠施,政治家如兵家的吴起、孙膑,纵横家的苏秦、张仪,都是一时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以孟、庄、荀、韩四家的著作对后世散文的影响最大。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各自运用生动亲切、富有形象性,同时又条贯缜密、富有逻辑性的语言,把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见解到处向人宣传鼓吹,同时还著书立说,传授给弟子,作为“立身行道”的依据。这些论著都可称为我国古典说理散文的丰饶宝藏。

  孟轲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的再传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称为先秦儒家学派的第二号权威人物。现存《孟子》七篇,雄辩滔滔,富于战斗性的说理散文,影响了苏洵、苏轼,长于书写气势浩瀚、辞理并胜的散文。

  庄周作为道家学派最为重要的继承者,现存《庄子》三十三篇,是庄周本人和其后学著述,由魏晋人整理保留下来的。庄子的文辞瑰丽奇警,想象浩瀚丰饶,天马行空,结构空灵,飘忽无端,出人意表。后世以苏轼的散文受庄子影响最为显著。

  荀况生在战国后期,是儒家学派中有创建的人物。现存《荀子》三十二篇,基本出自荀子个人手笔,《荀子》的文章结构严谨,语言整饬,条分缕析,立论周详,直接影响了西汉初年的政论文。

  韩非是荀况弟子,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今存《韩非子》五十六篇,大部分是韩非本人所著。《韩非子》的文章,态度严谨,文笔犀利,论辩鞭辟入里,有着强烈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多采用民间传说和寓言,说理深入浅出。唐代柳宗元的杂文短论受《韩非子》的影响明显。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有三个共同特点:

  1、 文章条达流畅,逻辑性强,文笔明快生动,比先秦史籍浅显易懂,接近口语。

  2、 遣词立论不仅有较大的说服力,还有强烈的感染力,在严肃的论证和细致的分析中,往往带有逸趣横生的幽默感,使人读起来亲切而不厌烦。

  3、 其中的哲学论文、政治论文,甚至军事论文,虽然都是抽象的理论,但作者们善与运用文学手法,用一连串的眼前事物做比喻,驰骋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具体生动的寓言故事或历史传说,浅显地阐释它们所要发挥的深奥道理,使读者感到浓浓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文学氛围。让人易于接受和理解。这些特点成为了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风格,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散文书写。

  秦汉之际,还有一部介于子、史(说理散文和叙事散文)之间的《战国策》。这部书里既有许多游说之士发挥政见的纵横捭阖之词,又有一些历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栩栩如生的人物描写。从文学的角度看,《战国策》完全是秦汉以来一部出色的散文集。其中说理部分与先秦诸子的文章有共同之处,篇幅较长的文章都有严密的结构和整齐的文句。一个善与纵横家的人物,向某一国的国君游说时,对于这个国家的疆域、出产、民情、政局都有详尽地陈述和分析,间或也加入一些有趣的寓言和传说来晓以利害、明辨是非。属于记述史实的部分,则用浅显生动的语言和富于浪漫色彩的细节描述,代替了《左传》和《国语》中简古的语言和艰涩的句法。在这方面,《战国策》可看成是西汉卓越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前驱。

  先秦的史籍和诸子论著成为了我国后世几千年来叙事散文和说理散文的光辉典范。后世叙事散文的简明洗练,说理散文的流畅条达,都是从先秦散文作品中继承下来的优点和特点,而后世散文所要求的极致,乃是寓简练于流畅之中,在条达流畅的基础上力求概括简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叙事散文中同时有着“记言”的传统,充满了丰富多彩的辞令,使叙事中的对话不至于呆板枯燥;而在先秦说理散文中,同时又具有浓厚的艺术趣味,充满了活波多彩的寓言,使读者对于深奥抽象的理论不至于吃力费解——这种兼容并包的风格上的多样化,更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榜样。

  西汉初年,散文家贾谊、晁错等人书写的说理文,大体遵循先秦诸子的遗意,具有素朴流畅的风格,但文辞上已趋工整对仗,已经朝着骈俪的文体发展了。

  西汉中叶,汉武帝刘彻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尽其毕生之力写了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通贯古今的史学巨著《史记》,给中国的古典散文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除了十表、八书和一篇《自序》,司马迁还写了一百多篇历史人物传记。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传文学,在我国,是从司马迁创始的。他根据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以史官独立的与统治者不相抵牾矛盾的褒贬尺度,展开他纯熟而卓越的文学技巧,运用写实和夸张相结合的创作手法,通过对历史素材的剪裁和集中,把一个个历史人物塑造出了独有的典型意义。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也是各个实有人物的理想化身。他把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通过文学手法强烈地刻画出来,使他们具有鲜明突出的爱憎和典型的政治意义。在各篇传记中,他不仅注意巨大的生活场景,也注意细微的生活细节,不仅把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个性化,也把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戏剧化。他善与融会古籍,善于采纳民间的传闻逸事,善于从人民的口头汲取鲜活的材料,这让《史记》的语言更接近当时的口语,既深入浅出,又丰富多彩,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能够将不同人物的特殊处境和特殊感情活生生表达出来。但在描写人物和叙述事件时,司马迁并未放弃简明精练的古典散文的优良传统。他广泛地吸收了古代史籍的长处,将古代散文的优点兼容并包,殷商、先秦诸子散文的优点,都集合在了《史记》中。可以说,司马迁不仅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凡的业绩。

  司马迁之后,东汉也有一个著名的史学家,即《汉书》的作者班固。由于班固思想的局限性,他写《汉书》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汉王朝的统治,这史《汉书》与《史记》相比逊色不少。

  从先秦历史散文,到诸子散文,到司马迁的《史记》,都是以散体为主。虽间有对偶句式,但占的比重不大,即使偶尔使用对偶,也未形成有意识的规律和准则。从西汉开始,经东汉王朝到魏晋南北朝,文章发展的趋势却是由散而骈,由朴实无华到辞采富赡,由直陈大义到大量搬运典故,这种趋势主要是受汉赋影响而来的。

  西汉的统一使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稳定下来,国家的政权也日益巩固,特别是在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化学术的发展呈现出保守停滞的状态。这个时期,大量文人为了粉饰太平和歌功颂德,为了满足帝王好大喜功的野心,纷纷投身赋的写作。(汉初的特征可以对应现代社会)

  赋原是韵文的一种,虽然说它是“古诗之流”,但实质和散文非常接近,它的形成,是在《诗经》和《楚辞》这两种诗体的基础上,在先秦散文十分发达的影响下,由韵文渐趋于散文化的结果。西汉的辞赋家,不但用赋来叙事状物,而且用它来发议论、讲道理,抒情的成分反倒不很浓厚。由于这种铺采擒文、浮夸扬厉的辞赋文学广泛流行,并且长期雄踞在权威地位,因此它翻转过来,又给散文以显著影响,使之渐趋骈俪化、工整化、典雅化、贵族化。到了东汉,骈体文渐渐垄断了文坛,但东汉的骈体文,开头结尾还有几句说明性质的散体文字,到了南北朝,全都变为四六排偶、音调铿锵的不折不扣的骈体文,已经找不到任何散体的痕迹。

  《诗经》以四言句为主,《楚辞》以六言句为主,这两种成双成对富有节奏感的文字,通过汉赋的媒介,保存在了骈体文里。《汉赋》的表现手法过于直截了当,未免显得单纯拙直,于是骈体文又借助典故和成语来试图增加文章的深度。骈体文的作家十有八九都是封建士大夫,最终,这些贵族文人只知力求高雅浮艳,竭力用典雅的辞藻里掩饰贫乏的内容,自然就更不敢毫无假借地写出素朴的散文了。

  从先秦到东汉,用散文作为抒发个人情感的文学工具比较少见,只有战国乐毅的《报燕惠王书》、西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寥寥几篇书信。可以算作抒情散文。西汉的作家用诗赋来体物言志,东汉以后,随着骈体文的形成,抒情散文的数量才日渐增多。在东汉文坛上,抒情散文算是一个新鲜事物。

  像东汉末年秦嘉、徐淑这一对夫妇往返酬答的书信,三国时代曹丕、曹植兄弟给他们的朋友的笺札,诸葛亮的《出师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及晋初李密的《陈情表》等,都是传诵于后世的抒情名篇。这些文章虽未达到通体骈俪的程度,但骈俪的倾向已很明显。齐、梁以后,用骈体文描写风景也蔚然成风,如梁代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文中情景交融,已达到较高的抒情诗的意境,但要真正用骈体文抒情言志达到纯熟的地步,则要推初为梁臣、后归北周的庾信,他的著名的《哀江南赋》的序言,是一篇足以体现六朝骈体文高度发展的杰作。

  抒情诗从东汉以来有长足发展,是同乐府诗和五言诗的兴起分不开的。秦嘉、徐淑的短札,和《古诗十九首》的爱情情调十分接近。南北朝时期,骈体文的应用范围相当广阔,虽然它的普遍性依然落后于散体文。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就是梁代的刘勰用骈体文写成的。梁代的思想家范缜所作的哲学论文《神灭论》,基本上也是一篇骈体文。骈体文善于抒情、说理,只有在叙事方面,才显出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出色的叙事文(包括单篇和专著),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干宝的《搜神记》,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这一类文学意味比较浓厚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用散体写成的。在骈体文兴盛风靡的时代,这几部清新素朴的散体文的出现,真是难能可贵。

  骈体文的缺陷,故作高深,假扮风雅,画句。文体的中心,不是自由的生命,而是虚伪的矫饰。骈体文的优点也是特色鲜明,如崇尚辞采,行文讲究节奏,遣词造句要求高超的技巧,韩柳的散文对骈体文的优点都有恰当地吸收,这些特点也影响到现代散文的写作。

  到唐代,骈体文已成强弩之末。自由、开放、强盛的时代,骈体文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天宝年间,李华、萧颖士等人开始提倡散文书写应朴素自然,不宜涂脂抹粉,中唐的独孤及、梁肃等人创作散体文,试图扭转文风。真正扭转自东汉以来数百年华靡浮艳文坛积习的,是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他们提倡的“复古”,是提倡以先秦和西汉的散文为范本,使文章尽可能接近口语。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近代文学史上称为“古文运动”(所谓“古文”,即指西汉以前的散体文)。

  古文运动在中唐兴起并非偶然,从制度上,唐代的科举制度使得出身非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有了分享统治权的机会,这些新走上政治舞台的人对那种只堪供贵族赏玩而无补于实际的形式主义的骈体文自然感到厌倦。从时代来说,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严重威胁着唐王朝的统一政权,宦官和权臣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弊政丛生,曾经煊赫一时的大唐帝国,这时已岌岌可危。韩愈以孔孟“道统”的传人自命,以“济天下”为己任,希望用儒家的仁义道德这一套理论作为维系摇摇欲坠的封建政权的绳索,并为唐王朝制造“中兴”的幻像。(这种思维结构本身就有问题,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发达本身并无必然直接的关系,知识分子试图以文兴国的想法,既幼稚,又肤浅。)客观形势上,中唐的国家危机让整个社会有一个自发的重建的欲求,主管上又有了韩愈、柳宗元的努力,终于让散体文在文坛上占据了优势的地位。

  自宋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韩愈是这次“古文运动”的发起人和奠基者,柳宗元是他的追随者。苏轼还称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功臣。韩、柳散体文来说理、叙事、抒情、写景,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都是继承《史》、《汉》的传记文学作品。韩愈写过大量笔锋犀利、气魄雄恣的说理短文,如《师说》《原毁》《讳辩》《杂说》等,实启后世杂文小品的先河。像《杂说四》,篇幅虽短,气势酣畅,宛如缩长江大河于尺幅之中。它表面说的是马,实际指的是封建社会中出身微寒的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关系。这篇文章本在说理,却写得很像叙事文,又像比兴体的诗歌,而其句法的参差错落,更极尽“散”之能事。柳宗元的寓言,如《三戒》、《蝜( fù) 蝂(bǎn)传》(古书上说的一种好负重物的小虫)、《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山水传记《永州八记》,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作品,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有显著的特点和成就。

  汉赋本是为适应汉武帝的喜好而兴起,骈体文也是受汉赋影响而流行,这就让骈体文从一开始就有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局限。韩、柳竖起“复古”的旗帜,其实只是一个口号,韩、柳的散文,则是对骈体文的扬弃,并推动了散文整体上的发展。

  晚唐,散体文又变得哀衰,唐末政治混乱,民生凋敝,尖锐的阶级矛盾导致农民起义大爆发,唐王朝的政权朝不保夕。封建士大夫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便颓废消极,纵情声色,通过淫靡腐朽的享乐来寻求暂时的麻醉。这就给文坛带来了一股唯美主义的逆流。骈体文的风气在晚唐又变得兴起。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和欧阳炯正是这方面的代表 。

  北宋统一后,士大夫为了点缀升平和歌功颂德,帲体文依然风行一时。宋真宗时出现了“西昆体”,当时的诗人都模仿李商隐。到宋仁宗时,在欧阳修的倡导和推动下,才掀起了一次新的“古文运动”。

  宋朝建国初年,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不久的开宝年间,儒生柳开就提倡“明道”、“尊韩”,写作古文(散体文),但因位卑言轻,他的呼吁根本没有得到反响。到“西昆体”流行,作为卫道者的儒家信徒如孙复、石介等人,乃以在野的身份站出来大声疾呼,反对“淫巧侈丽,浮华纂祖”的作品,斗争才激烈起来。稍后,欧阳修及其同道苏舜钦、穆修、尹洙等人群起致力古文,社会风气稍见转移。直至公元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做了知贡举(主掌科举考试的主官一般由一品名望大臣掌管),利用居高临下的实权,严格命令读书人在应科举考试时,一律要写平淡朴素、通顺流畅的文章,文风才扭转过来。出于欧阳修门下的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以及为欧阳修大力揄扬的王安石,也都继承、遵循韩愈和欧阳修的主张和道路,取法先秦诸子和西汉的《史记》,大量写作并推行既有内容,语言又比较浅显平顺的散体文。明代的茅坤称韩、柳、欧阳、曾、王和三苏为“唐宋古文八大家”。正是通过这些作家的提倡和实践,所谓“唐宋古文”这一传统才正式形成。

  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的目的和倾向基本相同,但两者的情况却有很大差别。韩柳发起的第一次古文运动要艰难得多,韩柳不仅孤军奋战,而且是四面楚歌。韩柳的主观思想是通过文风的转变,由写作古文来宣扬孔孟之道,由此来巩固唐朝政权,维护皇权和封建秩序。但韩愈奉行的“觝排异端,攘斥佛老”的尊儒思想,却同唐朝皇帝的崇道教、迎佛骨的行为发生了矛盾。这些政治上的不利因素给韩柳的古文运动带来了很大困难。北宋的古文运动,从柳开到石介,虽也经过了长期曲折的过程,但到了欧阳修,进展已经比较顺利。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中说:

  天圣(宋仁宗年号,1023-1031)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声偶擿( zhì ,同掷)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苏舜钦)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穆修)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

  另外,欧阳修在《与荆南乐秀才书》中也有类似的说明。可见,欧阳修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在宋仁宗下诏禁作“时文”(骈体文)之后,并由最高统治者加以支持才实现的。这与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深重处境,急需搬出孔孟之道,来巩固政权,维护秩序有关。

  韩琦在《欧阳修墓志铭》中说:

  嘉祐初,(修)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淡造理者,即预奏名。初虽怨言纷纭,而文格终以复古者,公之力也。

  此处“复古”,指的就是文风的转变,即文章的散体化和通俗化。

  “八家”之外,还有北宋的李觏用开朗犀利的笔锋写出了批判孟轲的文章,司马光根据丰富博洽的史料写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南宋的陆游、范成大写了旅行日记《入蜀记》、《吴船录》等,都是古典散文里重要的遗产。

  通过两宋作家的努力,散文通俗化的发展有了更深的进展。但撇开文章内容,讲究起承转合的条条框框,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后世文章讲求形式主义的不良影响,便是来自于此。

  元明以来,封建士大夫占据文坛,作品虽多,卓然名世的极少。明代立国三百年,散文史上真正建树的寥寥无几。元末明初,散文家刘基、宋濂等人的作品多少反映了一点社会现实。稍后,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格体”诗文的出现,这是当时文坛的一股逆流。

  14世纪60年代,明朝统一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经济繁荣,社会初次出现了太平繁荣的景象。但明朝的统治者(特别是朱元璋和朱棣的洪武、永乐两朝),在文化思想方面采取了恐怖政策,大批杀戮文人,让封建士大夫人人自危,想要夤(yín,攀附)缘求进,只有明哲保身。再加上八股文取士,牢牢束缚了文人的思想,除了死心塌地的把精心消耗在“代圣人立言”的科举制艺上,此外别无出路。“台格体”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以阿谀粉饰为主要目的,以不痛不痒、平正肤廓为文风,表面上雍容典雅,歌功颂德,实际上空洞无物,冗沓平庸。从明成祖朱棣的永乐到明宪宗朱见深的成化年间,八十多年,“台格体”俨然成为文坛“正宗”、“主流”。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明朝国势已经大变,但荒淫残暴的统治依然如故,明朝出现了反对“台阁体”的前七子和后七子复古运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结果,则是将文章的创作变得更加畸形。万历年间,“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都是湖北公安县人)的出现,形成了晚明时期的反拟古运动。

  中唐以后,市民文艺开始萌芽滋长,到了两宋,便极其蓬勃地发展起来,历元明两代,日趋成熟。从形式方面,一切属于市民文艺范畴的文学作品,如词、曲、杂剧、话本等,在语言方面都具有口语化的特点。从内容方面看,那些反对伦常礼教、要求婚姻自主、暴露黑暗统治、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更是在多数封建士大夫的正统诗文中找不到的。他们的文学创作,接受市民文艺,同时反对为复古而复古,强调写文章要求新求变,文章要写得有独特风貌,要有特别趣味,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表达出真性情,才能算是言之有物。文章只有有了才华洋溢的“韵”(独特风貌)和沁人心脾的“趣”,才算得上是文学作品。三袁写文章,不避俚俗,不拘格套,力求在浅显平易中见真性情(注:与三袁类似的文艺理论,几乎是歌调不变地渗透到了当代散文的创作理论里,更为可悲的是,当代的文艺理论,却极少扎根现实的文艺思考,当代散文创作的贫乏,由此可见一斑)三袁虽对现实有反思,有抗争,但他们采取的方式是逃避,是寄情山水,是隐匿山林,只是发一些牢骚,作为作家,局限于个人的小天地,缺乏昂首天外的胸襟和正视现实的气概。鲁迅批判这种潜在书斋中的士大夫的文章为“小摆件”,是自我陶醉和无事消遣的产物,与国计民生并无多少补益。(注:中国的文艺理论里从来都没有一个启蒙的概念,这样,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想便无法形成一个能够展开的逻辑系统,这种分散的,强调个人感受的评价,就像低矮繁密的灌丛)

  继公安派之后,又有竟陵派(竟陵即今天天门县),代表作家诗钟惺和谭元春,文学主张和公安派相近。

  只有目睹了明王朝亡国之惨的史学家张岱,在继承竟陵的传统上,更吸收了公安派的特点,将大量民间口语融入散文中,写出了有声有色、有情有趣的作品,成为明末散文小品作家中的巨擘,为明代散文做了光荣的结束。

  清代初年到鸦片战争以前,散文基本是在复古主义云雾的笼罩下缓慢演变的。其中以始于乾隆、终于清末的桐城派“古文”影响最大。桐城派兴起之前,一般人写散文都以唐宋八大家为依归。乾隆时期,安徽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鼎等人,明确提出宗法韩愈、欧阳修,作“古文”,讲“义法”(义就是所谓的圣人之道,法是从唐宋八大家和明代归有光的作品中汲取写作方法),形成了所谓的“桐城派”。这种看似具有活力的写作法,实际上承袭的是八股文的方法,这就让文章的写法更加千篇一律,流于公式化。晚清时期,桐城派的梅曾亮强调文章应有时代特色,他说:“文章之事莫大于因时。”“使为文于唐贞元、元和时,读者不知为贞元、元和人,不可也。”(与朱丹木书)。稍后的严复,则用先秦诸子的语言和风格来翻译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著作。甚至连反资本主义文化和白话文的林纾,也试着以《左传》《史记》的笔法来翻译欧美文学作品。

  清朝还有一派专写骈体文的作家,自清初的陈维崧到清末的张之洞,都以善骈体文著称,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有吴锡麒、袁枚、孔广森、孙星衍、洪亮吉等。而介于骈散之间,并以汉魏文章自我标榜的一派,有清中叶的汪中,以及清末的王闿运。这些人的文章在思想艺术的成就上虽又特色,都不甚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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