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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从“经济人”到“注目礼人”   “我再一次读了你的文章。你能够统观全局,审视过去大家们的成就,用批判的眼光回顾学术的发展,并且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文章具有非常的重要性。”   ——茅于轼先生

  从“经济人”到“注目礼人”

  “我再一次读了你的文章。你能够统观全局,审视过去大家们的成就,用批判的眼光回顾学术的发展,并且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文章具有非常的重要性。”

  ——茅于轼先生2005年8月30日电邮回复本文

  提要:经济学帝国高耸入云,蔚为壮观,但作为经济学基石的“经济人”却陷入精神分裂,物质动机与非物质动机,理性与非理性,自私自利与“集体行动”,各说各话,正严重地威胁经济学的逻辑一致性和科学性,重新审视“经济人”已经刻不容缓。审视表明,人们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用意是在于别人和社会的承认——注目礼,“经济人”原本是“注目礼人”。事实上,“注目礼人”原本是最最普通不过的常识,要不然,人类社会就不会形成,人也根本就不会走到一块。将“经济人”还原为“注目礼人”,实际上是为“经济人”作出了证伪,并为创建真正的经济学帝国奠基。本文写于2005年上半年,后来作为主题论文之一参加了2006年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

  关键词:自利;经济人;注目礼;注目礼人;逻辑一致;经济学帝国

  经济学帝国

  1776年3月9日,亚当·斯密历经十二年写作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问世,这部被简称为《国富论》的遑遑论著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种学科的正式诞生,亚当·斯密也因此而被尊称为“经济学之父”。

  打那开始,二百三十年以降,经济学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穷尽了一切与经济学直接有关的领域,生产、消费、分配、管理、物流、发展、改革、滞胀、转型、生态、资源……也探索了几乎一切与人性有关的社会科学领地,伦理、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社会、历史……乃至迳直睡到心理学的卧榻之上,如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纳曼就认为自己是心理学家,而不是什么经济学家。1

  经济学甚至也直将剩勇追穷寇,推进到一些既无关经济学也非关人性的一些自然科学的地盘,如美国耶鲁大学一位叫吉雷特·弗迈吉的古生物学家,他就用经济学的视角与方法来观察和研究生物圈的稳定及进化问题,并对世界经济与生物圈进行了有意思的对比。2

  对经济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高歌猛进的态势,学术界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这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别的帝国主义应当谴责,但经济学帝国主义应该喝彩!因为经济原本就是大学问,在中华语文中,所谓经济,乃经世济民,可谓大矣;经济学实在是应该大搞帝国主义。当今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壮大也在用事实为“经济学帝国”作出了雄辩。

  事实上,这似乎也是在回归经济学之父当年的梦想。亚当·斯密晚年曾经对朋友说过,他不只是有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思想,而且试图创建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从而系统地阐明人类活动这个大体系的整个过程,人类社会这架大机器的全部机制,并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的、过程和形态。3

  只可惜经济学之父当时已是廉颇老矣,徒留憾事。长江后浪推前浪,倒是后辈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似可告慰斯密先生的在天之灵,“经济学帝国”已经有目共睹,经济学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显最摆的学科,其分析工具和方法受到思想界的普遍垂青。

  万丈高楼起平地

  万丈高楼起平地,常识告诉我们,建立大厦必须夯实地基,要不然,大厦越是高大,就越是危险。但遗憾的是,在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史上,万丈高楼一夕倾塌的事并不少见。正是十九二十世纪交,辞旧迎新,展望正到来的二十世纪,绝大多数物理学家们都信心满满,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已经在握,不再可能有什么突破,余下要做的也就是细节的补充。作为当时最权威的物理学家之一,英国的开尔文爵士(即威廉·汤姆逊)把小小小的希望寄托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上,其话是这样说的:“物理学的大厦已基本建成,后辈要做的只是零碎的修补工作,把实验数据搞得更精密些。”4即是说,就物理学而言,前人树已栽好,后人乘凉就行,不亦乐乎!

  但事过三年——请注意,仅只是三年,1903年,“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连小小小的希望也不被寄托了,也是当时最权威的物理学家之一的阿尔伯特·迈克尔逊有这么一番豪言壮语:“所有比较重要的基本定律和物理科学的事实,都已经被发现,它们已经很稳固地成立,甚至连因为有新的发现而要对它们进行补充的这种可能性,都极其微小。”5即是说,后生们,翘起你们的二郎腿吧,老前辈把什么都摆平了,经典物理学什么都弄好啦,玩吧!跟你的女朋友谈恋爱去吧!

  更有意思的是,当是时也,也就是这个迈克尔逊,正一鼓作气在求一个至善至美,即为经典物理学这一栋大厦的地基“绝对时空观”寻找经验证据——所谓的“以太”,实际上也就是要最牢靠地夯实经典物理学的地基。

  但没想到的是,迈克尔逊没想到——当时绝大部分物理学家可能都没想到,“羊肉未吃惹身骚”,寻找“以太”的努力不仅没有为经典物理学这一栋大厦夯实地基,而恰恰从地基上撼动了整个经典物理学,这就是后来所谓“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对经典物理学的颠覆!这一颠覆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当时也是最权威的物理学家之一的洛伦兹凄怆而又悲哀地感叹道:“在今天,人们提出了与昨天完全相反的主张,这就无所谓真理的标准了。我真后悔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的前五年死去。”6后来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就正是对这一颠覆的正面回应。

  不仅物理学然,数学也是这样惨遭颠覆。也是在辞旧迎新的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当时的数学界领袖人物同时也是著名哲学家的彭加勒兴致昂扬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数学绝对严密性的目标已经达到了!”7但事过二年——仅只是二年,同样也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的伯兰特·罗素提出“集合论悖论”,使数学界一片手忙脚乱。

  当是时也,数理逻辑学家弗雷格十二年的心血之作《算术的基本法则》第二卷正在付印之中,他不得不急急忙忙地在书的末尾郑重申明:“对一名科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难堪的事了,即在他的工作刚刚完成时,突然发现它的基石跨掉了,罗素先生的 ,把我置于这种境地。”8另一位叫狄德金的数学家则干脆把《连续性与无理数》第三版付印稿一休了之,狄德金表示——集合论悖论使该书变成一篇接一篇的“废话”。9正可谓:革命刚刚成功,胜利就此失败,不亦哀哉!

  而今的经济学帝国也蔚为壮观,虽然没有人像开尔文爵士或彭加勒那样扯开喉咙为经济学帝国大声叫好,但经济学的幅员辽阔和巨大成就的确都有目共睹。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使帝国大厦一夕倾塌的地基问题呢?

  事实上,经济学帝国的地基问题已经出现。西方经济学原来被认为只有一个基本定律,可以说在逻辑上是高度符合所谓“奥卡姆剃刀”的原则的,这一个基本定律也就是“经济学之父”当年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也被人称为“经济学第一定律”,通俗地表述就是:“人人为自己,社会将更好。”经济学之父说过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但后来遭遇“集体行动”和公共产品的难题,当代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遂又提出所谓“经济学第二定律”,通俗地表述就是:“人人为自己,社会将更糟。”众所周知的“囚徒困境”就正是这一定律的直观,两位囚徒,不相通讯,面对审讯,虽然人人为己,但却个个遭殃,而且是所有选择中祸害最大的。

  看,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定律已经直接叫板,水火不容了,那经济学还有什么逻辑一致性可言呢?更置经济学的科学性于何地呢?又何谈经济学帝国呢?但事情还没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两个经济学定律似乎还不够。2002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经济学奖的一半颁给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纳曼,卡纳曼的贡献也正在于经济学帝国大厦最底里的地基上,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假定——“经济人”,他的研究表明人存在“非物质动机”和“非理性”,对“经济人”提出了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发难。

  这样一来,从总体上,经济学帝国的基础就非常乱了,简直是严重的分裂和混乱,一方面提倡人人为自己,一方面反对人人为自己;一方面认为人是经济人,一方面认为人存在非物质动机,再一方面还认为人存在非理性。五彩缤纷,精神分裂,各说各话,这样的“经济人”究竟是什么“人”?算不算“人”?最起码来讲,这样的状况完全不符合逻辑简洁的科学精神,也完全不合符简洁逻辑的美学原则,更完全过不了形式逻辑的关,乃任何严肃的科学所不允许!

  事实上,自由主义虽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但是对自由主义的诟病和攻击也一直绵延不绝,而这形形色色的攻击最主要的切入点正不是别“人”,而就是经济学帝国最底里的基石——“经济人”。就我们所知,中国一些被人归属于“左派”的经济学家对“经济人”有着不共戴天的异议和责备。

  有意思的是,经济学之父当年在奠定这一块基石时,问题就已经是“秃头上的上虱子——明摆着”。斯密先生在《国富论》这一部著作中提出人是自私的,但在另一部重要著作而且称得上是《国富论》之前奏的《道德情操论》中却开门见山就说人是同情的。那究竟人是自私的人,还是同情的人?斯密先生认为自私和同情一样是人本性的重要成分,他没有在逻辑上统一二者,于是就成了历史公案,即后来所谓的“斯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以更实证、更科学的方式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

  “经济人”是什么人

  “经济人”虽然是西方经济学最基础的一个设定,但它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并不是来自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虽然有对“经济人”的精到描述,但的确找不到“经济人”这个说法。

  据考证,真正作出“经济人”这一假设并进行界定的是十九世纪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他在1836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一文可以算作是“经济人”的最初出典。穆勒在这篇论文中写道:“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对人的任意定义,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10

  这似乎也谈不上是对“经济人”的严格定义,但穆勒这句话的确道出了“经济人”的基本内涵,这就是一提起“经济人”就能够想到的:自利、理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要对“经济人”进行严格的描述,我们认为一个两点论就行:第一点,人是自利的;第二点,人是在财富上自利,追求效用最大化——主要是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两点就写尽了“经济人”,一点也不能少,也用不着再多一点。比方讲,已经说经济人自利,就不必再说经济人理性,因为理性的含意完全可以被涵盖在自利的含意当中。

  人是自利的,这一点毫无疑义,正如经济学之父在《道德情操论》中写到的:“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11说句实在话,人不自利,“我”不关心“我”,还关心谁?!谁还关心?!人性自利是这个天底下、这个世界上惟一有的不证自明。

  如果的确需要一个证明,不妨用反证法来证明一下:假设存在一个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那他利谁呢?这是他每时每刻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若他对对方有一个选择的话,那他凭什么标准来对对方作出判定呢?能定一个标准的人必定有“我”,必须自利,而这与他的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相矛盾。

  这一位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没别的法子,他只能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逢人便利,那他能利多久呢?一个人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坐吃山也空,他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吗?或许,在人类进化中的某一个阶段,的确存在这样一批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但这样一批人最后都因为殚精竭虑而死悄悄了。不客气地说,这样的一批人都被生存竞争无情地淘汰了。

  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这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而不只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批人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如果是这样,那所谓的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就是人心中的利。即是说,如果所有人都利他,那利他就是自利——这与所有的人都毫不利人而专门利己的社会没任何两样,而完全一个样:所有的人都利他的社会和所有的人都利己的社会实质上是同一个社会。与其人人都需要别人来利,还不如让每一个人自己利自己,因为这样成本更低。

  人是自利的,有人往往就以这一点来概括“经济人”,把自利等同于“经济人”。其实,这只是“经济人”的第一点,“经济人”真正区别于人的特质是在于第二点,这就是“经济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穆勒对“经济人”的定义其重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之所以这样做,穆勒解释说,“有一些特定的人类事务,其主要的公认目的就是获取财富”。12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泛滥马克思所谓的“商品拜物教”,原因也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皆成为“经济人”,不得不追求财富最大化。

  人性自利不证自明,人在财富上自利是不是也不证自明呢?否!“经济人之父”穆勒在他那篇最初提出“经济人”的论文中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会如此荒谬地认为人类事实上如此,但这种假设是这门科学研究的必要方法。”13即是说,人在财富上自利只是一个假设,如此而已。

  人为什么要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乃至大搞“商品拜物教”、甚至不惜为财利而赴汤蹈火呢?穆勒似乎并没有深思,反而把人在财富上自利当成是所谓“最接近真理的假说”。作为一种社会表象,这似乎也并不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太史公司马迁当年也是这样说的。

  但事实上,追求财富最大化仅只是人自利的手段之一,经济学之父非常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国富论》中写道,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但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这手段最通俗,最明显。”14拥有更多的财富,就拥有更好的社会地位,就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可,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追求财富最大化,“经济人”并不是为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的。

  《国富论》主要是经济学之父阐明经济发展的思想,目的是“富国裕民”。作为其前奏的《道德情操论》,斯密先生则主要是阐明其伦理道德思想,目的是“公民的幸福生活”。正因为此,《道德情操论》费了大量的笔墨和篇幅论证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动机不是在别的,而就是别人和社会的认可——我们诙谐地称之为“注目礼”。

  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先生直截了当地问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吗?那么,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提供它们。”15

  不是为了生活必需,那是为着什么呢?斯密先生再一次直截了当地问道:“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那个竞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按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16原来是注目礼在这里面“捣鬼作祟”。

  有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遇上注目礼,自由也让道!斯密先生写道:“尽管这(即为注目礼而辛劳而奔波而操累——笔者注)会产生一种约束力,使他随之失去自由,然而,人们认为,这使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对象,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17对注目礼而言,自由算个什么鸟!

  遗憾的是,经济学之父的这一些洞见和真知并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所注意。或许是因为现实富国裕民的需要,人们更多地是盯住了《国富论》,而不是《道德情操论》。但金子总是会闪光的,斯密先生所提出的人是在注目礼上自利的思想后来还是被人发扬光大了,这就是被誉为“制度经济学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本德·凡勃伦。

  在成名作《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非常系统地分析了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他所谓的“金钱竞赛”——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目的是在于别人和社会的注目礼——他所谓的“歧视性对比”。不过,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凡勃伦的这部大作问世时已经是十九世纪最后一年,这是不是反映了西方思想界的迟钝?!

  真“我”的风采:注目礼人

  人是“注目礼人”,这一点实际上是最最普通不过的常识,用不着什么长篇大论,只要是人,都能够体识到。阿Q就充分体识了,他有一句名言:“你算什么东西!”那一颗白眼简直活灵活现。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偌大的办公室,你来我往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氛围是热闹的,大约是工间休息吧。

  真奇怪,一位打工妹在翻来覆去地摆弄着手儿。细一瞧,她不是在摆弄着纤纤十指,唱主角的是那一枚戴在左手第三个指头上的戒指,特别的璀璨夺目。

  昨天是情人节,男朋友赠送定情礼物,她心里面美滋滋的,简直滋滋得要出声。遗憾的是,还没有哪一个同事知道呢?更甭提啧啧称美的注目礼了,真的是“璀璨不夺目”!

  可怜的打工妹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间,她一下子站起来,向周围的同事们说:“噢!今天办公室太热啦,我必须脱下我的戒指!”刹那间,一对对眼睛就像长了脚似的,全跑过来了,那戒指终于大吃特吃注目礼了!

  不要笑这一位或许有点可怜的打工妹,她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缩影。有一句话叫“一阔脸就变”,这真的是实话实说。所谓“一阔”,指的是获得了物质的大利;所谓“脸就变”指的是需要别人的注目礼。如果一阔脸不变,甚至于根本不能够露脸,那阔什么阔呢!有人曾经数落金钱的种种不是曰:

  你可以买到“房屋”,但买不到“家”;

  你可以买到“床”,但买不到“睡眠”;

  你可以买到“首饰”,但买不到“美”;

  你可以买到“美食”,但买不到“食欲”;

  你可以买到“娱乐”,但买不到“愉快”;

  你可以买到“药物”,但买不到“健康”;

  你可以买到“书籍”,但买不到“知识”;

  你可以买到“纸笔”,但买不到“文思”;

  你可以买到“虚名”,但买不到“实学”;

  你可以买到“权势”,但买不到“尊敬”;

  你可以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

  你可以买到“小人的心”,但买不到“君子的志”;

  你可以买到“金屋的娇”,但买不到“真实的情”

  这种种的买到或买不到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金钱能够获得别人与社会的注目礼,一阔,脸就变,这就行了!人之所以沦落为“经济人”,天天惦记的几乎就是那一点点闪闪发光的银子,就像变了态一样,原因即在于人类社会资本主义后,“金钱竞赛”成为了最核心也最主要也最重要的社会游戏,几乎是一切围着财富转了,要是没有财富,在这样的社会中就是没面子;一旦有了财富,在这样的社会中就是挺滋润!

  这也就是穆勒先生为什么敢于声称“经济人”是所谓最接近真理的假说,事实上,在以“金钱竞赛”为游戏的社会中,“经济人”不是什么接近真理,它就是全部真理。如果在某一社会形态或文明类型中,社会游戏以吟诗作赋为中心,谁能够吟诗,谁就能获得别人的注目礼;谁不能作赋,谁就站一边为人研墨去!在这样的社会中,谁是财主呢?老鼠!一旦金钱不能够获得注目礼,那它就是一张张花花绿绿的纸,不交给老鼠的牙齿交给谁!那穆勒先生会有何高见呢?还能怎样,“诗人”是最接近真理的假说呗!

  无论是“诗人”,还是“经济人”,都只是表面的人,真正的人是“注目礼人”。在“诗赋竞赛”的社会里,人会沦落为“诗人”;在“金钱竞赛”的社会里,人就沦落为“经济人”,如此而已,吟诗作赋或财富多多都只是符号,一种注目礼的符号。“注目礼人”事实上也就是靠符号靠虚荣而了此一生的,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铁匠,早年丧妻,养着好几个孩子,家里非常贫困。铁匠为此而忧心忡忡:如果我病倒了不能打铁怎么办?如果我挣的钱不够养家糊口怎么办?如果哪一天生意萧条了怎么办?这一连串的担忧像沉重的包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身体一天天越发虚弱。

  有一天,铁匠上街买东西,由于身体太虚弱,突然昏倒在地。这时候正好有个心理学博士路过,他询问了铁匠的情况,非常同情他,于是送给他一条项链,并郑重地交待铁匠:“这是一条金项链,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卖!”

  铁匠拿了金项链,高高兴兴回了家。从此心满意足,他这样想道:“如果实在没钱了,我就卖掉这金项链,嘿嘿!”就这样,他白天踏实工作,晚上安心睡觉,健康很快就恢复了。

  后来,铁匠最小的儿子也长大成人,自食其力,他家的经济实力一天天殷实。有一天,他把那条金项链拿到首饰店里估价,老板鉴定后告诉他这条项链是铜的,只值一元。

  铁匠听后先是大为惊诧,后是恍然大悟:博士给我的不是一条金项链,而是一种虚荣和平安。

  金项链是假的,但铁匠却通过这一条金项链获得了注目礼,日子过得乐呵呵的。这也就好比有钱人家往银行或保险柜里放入了一大笔钱,尽管不使用,但觉得自己是富有的,心里面踏踏实实,进而平安幸福地了此一生。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注目礼人”!

  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人是“注目礼人”,像“经济人”一样,“注目礼人”也可以用一个两点论概括:第一点,人是自利的;第二点,人是在注目礼上自利,即追求注目礼极高化。“注目礼人”是人的本色,“经济人”是人的殊态,一种特殊的“注目礼人”,是以“金钱竞赛”为游戏的社会形态或文明类型下的“注目礼人”,这种人以追求财富最大化为表象,底子里仍然是在注目礼上自利。

  现在的问题是:人在注目礼上自利,这一点是必要的假设,还是也可以证明,抑或是像人性自利一样不证自明呢?人在注目礼上自利,没有哪个人可以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尊重和赞赏,这一点的确是每个人扪心自问就能够体识到的,可以说完全符合经验的事实。亦正如凡勃伦曾写到的,只有性格反常的人,才能长期地受人白眼而不影响到他的自尊心。18经济学之父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说过类似的话。

  但人在注目礼上自利这一点却证明不了,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可用以证明的东西;证明不是自说自话,它必须依赖别的东西。那是不是就不证自明呢?非也,人在注目礼上自利这一点没有任何自明感;前面也已经指出,这个天底下、这个世界上惟一不证自明的也就是人性自利:“我”就是“我”!别无选择,人在注目礼上自利能且只能作为必要的假设。

  有意思的是,凡勃伦认为人在注目礼上自利这一点是来自人的本能,他把这种本能叫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奇怪的名字——“作业本能(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译为“社会本能”或“群的本能”要更妥些——笔者)”。19我们不敢随便地假设像本能这样的奢侈品,宁可假设必须的假设,也不假设必须的本能。

  不管是假设还是本能,人在注目礼上自利是人类社会形成的钥匙。即是说,要是人不是“注目礼人”,就不会有人类社会这么回事。或者说,没有注目礼这一把钥匙,就不能真正解开人类社会形成之谜。正因为人是“注目礼人”,在注目礼上自利,人与人才走到一块,进行形成团队,乃至社会。

  人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这本是一个人类学的重大问题,需要进行详细的考证。但长期以来,对这一重大问题最流行的解释是:大自然是贫瘠的,甚至是险恶的,人类为了自己生存的需要,有且只有团结在一起,就这样,人类社会形成了。

  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所提出的“自然状态说”就包含这样的解释,霍布斯是最先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人,有“政治学之父”之誉。在霍布斯的眼中,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20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人类必须订立社会契约,团结在一起,众志成城,用社会大生产来改造大自然,从而创造人间天国。

  把霍布斯这一思想发扬光大的人是十八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尽管休谟在总体上并不苟同“自然状态说”,更着力反对霍布斯由此而引发出的社会契约论。在休谟看来,社会的形成是由人类与动物在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上的区别带来的,与人类的内部矛盾无关。人类个体与动物相比,有三个不利的条件:“1.他的力量过于单薄,不能完成任何重大的工作;2.他的劳动因为用于满足他的各种不同的需要,所以任何特殊技艺方面不可能达到出色的成就;3.由于他的力量和成功不是在一切时候都相等的,所以不论哪一方面遭到挫折,都不可避免地要招来毁灭和苦难。”21

  那怎么办呢?“人只有依赖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陷,才可以和其他动物势均力敌,甚至对其他动物取得优势。”22正可谓“一个人是只猪,三个人是一条龙”,“社会给这三种不利情况提供了补救。借着协作,我们的能力提高了;借着分工,我们的才能增长了;借着互助,我们就较少遭到意外和偶然事件的袭击”。23

  初一看,无论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还是休谟的“社会补救说”,都言之有理。但问题是在于:“自然状态说”是假设的,它假设大自然是贫瘠的,乃至险恶的;“社会补救说”也是假设的,不但假设了大自然的贫瘠和险恶,还进一步假设了人欲和人手的不对称,怨天尤人的,用休谟自己的话说就是,“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而对于缓和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以薄弱的手段”。24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则与霍布斯、休谟大异其趣,提出了与“自然状态说”和“社会补救说”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果天然肥沃的大地照原始状态那样存在着,覆盖着大地的无边森林不曾受到任何刀斧的砍伐,那么,这样的大地到处都会供给各种动物以食物仓库和避难所。分散于各种动物之中的人们,观察了而且模拟了它们的技巧,因而逐渐具有了禽兽的本能。此外,人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各种禽兽只有它自己所固有的本能,人本身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固有的本能,但却能逐渐取得各种禽兽的本能,同样地,其他动物分别享受的种种食料大部分也可以作为人的食物,因此人比其他任何一种动物都更容易觅取食物。”25在卢梭笔下,大自然简直是洞天福地。

  卢梭并进一步描绘了人最初在大自然中的生活:“我便可以看到人这种动物,并不如某些动物强壮,也不如另一些动物敏捷,但总起来说,他的构造却比一切动物都要完善。我看到他在橡树下饱餐,在随便遇到的一条河沟里饮水,在供给他食物的树下找到睡觉的地方,于是他的需要便完全满足了。”26倒是与《旧约·创世记》暗合,完全是一派“伊甸园”风光。

  孰对孰错呢?我们不是人类学家,似乎不应该在这里手起刀落。幸运的是,原始的自然状态还没有被人类文明彻底“格式化”,偌小的地球村还多少有所保留。从被保留的自然状态来看,应该说卢梭是对的,霍布斯和休谟有点胡说八道。特别是按休谟的逻辑,地球上的生存环境极其险恶,似乎所有的动物都必须社会化才能得保小命,这与事实根本不符。如果真如休谟所说的那样,人类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即使诞生,也不可能保存,谈何社会!古人有句话叫“为赋新词强说愁”,休谟存在严重的“为创新说强说苦”的嫌疑。

  尤其是,休谟强调所谓“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大可阙疑。从表面看,人类的确有无数的欲望和需要,“骑着毛驴思骏马,官封宰相望王侯”,可这无数的欲望和需要究竟是自然赋予的,还是注目礼“捣鬼作祟”的,抑或是别的什么因素造成的?诚如经济学之父和后来的制度经济学之父所共同指出的,人们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都可以提供,额外的欲望都是注目礼“捣鬼作祟”的结果。

  休谟所探讨的其实不是原始的自然状态,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成,而是已经在社会状态下的人为什么会一起合作。霍布斯也是这样,把社会状态当成了是自然状态。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不惜浓墨重彩来纠正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卢梭并不是抽象地反对霍布斯,他参考了许多欧洲旅行家游访美洲的记述。27

  我们毫不隐瞒自己有一个非常朴素的信念,那就是:天地既生人,天地自养人,这应该没什么疑问!人们肉体生活的必需品,大自然完全能够担当,人类用不着为吃喝住穿而社会化做社会人。要不然,大自然中那么多的动物特别是那么多比人的消耗要大得多的动物都怎么办呢?!凡勃伦倒是干脆,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学家们动不动就把所谓的“生存竞争”挂在嘴上,好像生存竞争真的就那么回事。28

  ——促成人类社会之兴起和形成的正是注目礼!因为注目礼不像吃喝住穿,大自然不能够提供,蚂蚁不会向“我”注目致礼,老虎也不会向“我”注目致礼,向日葵不会向“我”注目致礼,蜡烛也不会向“我”注目致礼,太阳不会向“我”注目致礼,万物都不会向“我”注目致礼,注目礼只能够来自于人,而人则在社会上,这就决定了“我”必须步入社会,做一个社会人。说白了就是,没有注目礼这玩意儿,人与人根本就不会走到一块;即使一时因某事——比如说共同的敌人或共同的困难——走到一块,也不可能长久呆在一块,就像一个人不会与蚂蚁或任何一种非人的东西真正长久交往一样。

  卢梭当年事实上已经提出这一问题,只是提出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他问的不是人与人为什么会走到一块,而是问一个野蛮人为什么会依赖或是能奴役另一个野蛮人:天地广阔,物产丰富,你住山脚下,我住河岸边,你吃你的瓜,我吃我的果,你走你的路,我跳我的舞,作为自然人,这两个人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可他们为什么要走到一起,乃至于有可能一个依赖另一个,或是一个奴役另一个呢?卢梭提出了非常天才式的思考:

  一些人使用暴力来统治另一些人,后者呻吟于前者为所欲为的奴役之下,这正是在我们之间我所观察到的情形;但是我不理解如何能据此推断野蛮人也是这样,因为甚至使他们了解什么是奴役和统治都颇有困难。一个人很可能夺取别人摘到的果实,打死的禽兽,或者侵占别人用作躲蔽风雨的洞穴;但他怎样能够作到强使别人服从他呢?在一无所有的人们之间从属关系的锁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如果有人要从一颗树上把我赶走,我可以离开这颗树到另一颗树上去;如果在某一个地方有人搅扰我,谁会阻挡我到别处去呢?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因为他不但力量比我大,而且还相当腐化、懒惰、凶恶,竟至强迫我替他觅取食物,而他自己却无所事事呢?那么,这个人就必须下定决心时时刻刻注意着我,在他要睡觉的时候,还得十分小心地把我捆绑起来,免得我会逃掉,或者把他杀死,也就是说,他必须甘愿给自己增加一种负担,而这种负担远比他自己想避免的和他所加给我的还要大得多。除此之外,他的戒备会不会稍微松懈一下呢?一个意外的声音会不会使他回一下头呢?我走进树林二十步远,我的束缚就解除了,他一生再也不会看见我了。这些细节,无须再加以赘述。每个人都会理解,奴役的关系,只是由人们的相互依赖和使人们结合起来的种种相互需要形成的。因此,如不先使一个人陷于不能脱离另一个人而生活的状态,便不可能奴役这个人。这种情形在自然状态中是不存在的。在那种状态中,每个人都不受任何束缚,最强者的权力也不发生作用。29

  卢梭明明白白地摆出了问题,但他没有旗帜鲜明地作出回答。但通读《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我们可以确凿地感觉到,卢梭的回答就是注目礼!他在书中曾写道:“实际上,野蛮人和社会的人所以有这一切差别,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30

  人是注目礼人,而注目礼是需要别人来提供的,就这样,野蛮人走到了一块,变成了社会人,进而也就使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成为可能,同时也使一个人奴役另一个人成为可能。这也就像任何一场竞赛,每个参与者都希望自己能够脱颖而出,独占鳌头,风光无限,为着这一点,每个参与者都不得不接受规范,付出辛劳,甚至有可能为这里的明争暗斗而耗掉一生。

  从心体认注目礼

  回答人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涉及到对“自然状态”的看法。可“自然状态”究竟怎么样,是如霍布斯所假设,还是如卢梭所论说?这是一个人类学问题,牵连到考证,而考证往往又是层出不穷的,今天考证是这样,明天考证又那样,老后天的考证还不知咋样,争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否定人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是一个人类学问题,需要进行考证,但我们同时也认为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可简化成人为什么要做社会人,从而让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从心体认。

  2004年2月初的时候,一个叫弗朗西斯·茹瓦永的法国人创造了一项单人驾船环游世界的最新纪录。这不是没有代价的,茹瓦永坦言,在73天的航行中,孤独感是无法抑制的,几乎使人窒息。人们常常会说到孤独,可什么是孤独呢?我们愿意在这里抛砖引玉,为孤独作一个定义,就人而言,所谓孤独,就是长时间缺乏人与人的对比、得不到注目礼滋润的感觉。

  没有注目礼的日子,常人不能过,就是希圣希贤,恐怕也难以忍受。曾国藩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我们一直认为曾国藩当得上希圣希贤,他或许没有系统地“立言”,但他功勋盖世,尤其是“立德”功夫不错,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主静功夫上,包括他对主静的认识、实践和谆谆以主静教人。翻看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处处可见有关静修的论述和记录。这就够了,立言关键是务本,长篇大论就一定希圣希贤?

  就是这样一位希圣希贤,而且主静功夫特别高深,而且谆谆以主静教人,却忍受不了孤独,说白了,也“猫”不住。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因为替湘军争权,被朝廷撤销兵部侍郎之职,并开缺回家乡守制,到他第二次出山,时间共一年零三个月。应该说,这是一段大好的静修时光,一是乡下世外桃源地,一是无官一身轻。

  遗憾的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曾国藩觉都睡不好,如热锅上的蚂蚁。不只是因为大权旁落,更因为别的人一个个都步步高升,作为湘军创始人的他越来越不被人注目了。《湘军志》有这样一段记载:“时国藩久谢事,无旧军,诸名将后出,……而杨载福已升提督,官品高于国藩,由是负沉滞重望,亦郁郁不自得,更欲以和辑收众心,颇悔前者所为。”31

  看,曾圣贤都“猫”不住!开缺回家乡守制可被认为是近似退出社会,世外桃源地,无官一身轻,吃喝住穿等一切生存和生活的需要更是不在话下,直可谓悠游岁月,可曾国藩为什么受不了这样的好日子而宁愿再上社会去苦去累去奔波去操劳甚至有可能随时血洒沙场呢?因为且只因为社会上有注目礼!

  一个人可以受苦受难受冤,甚至慷慨受死,但受不了没注目礼的日子,当年的汪精卫就曾经这样公开声称。别人注目礼一大堆而自己“猫猫无闻”,谁都受不了,谁都“猫”不住,那个声称天热要脱下戒指的可怜打工妹“猫”不住,崇高的曾国藩也“猫”不住,任何人都“猫”不住。

  哲学家康德当年就瞅见了人心里这只“猫”;在西方哲学史上,虽然有影响的思想家实质上都瞅见了这只“猫”——如卢梭,甚至早在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但第一位旗帜鲜明把这只“猫”揪出来论的恐怕是康德,他把这只“猫”称为“非社会的社会性”,并且直接用这一点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形成。在一篇叫《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论文中,康德写道:

  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要在这样一种状态里才会感到自己不止是人而已,也就是说才感到他的自然秉赋得到了发展。然而他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因为他同时也发觉自己有着非社会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摆布一切,并且因此之故就会处处都遇到阻力,正如他凭他自己本身就可以了解的那样,在他那方面他自己也是倾向于成为对别人的阻力的。可是,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可又不能脱离他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于是就出现了由野蛮人进入文明的真正的第一步。32

  所谓“非社会的社会性”,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对立统一两点论,一点是人是自利的--人的本质是自私自利,这决定了“他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一点是人是社会的--人不得不作为社会人,因为人所自私的东东不是别的,而是注目礼——即康德所谓的要在同胞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位,这决定了“他又不能脱离他们”,真可谓爱恨交架,这一个对立统一两点论实际上也就是“注目礼人”的两个内涵。

  走笔至此,我们又想起可恶又可怜的马加爵。2004年4月24日,云南省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马加爵死刑。才英华22岁,就这样完了,要是马加爵周围的人当初对他多一些“吹吹拍拍”,不那么否定他,或许不会酿就这样一部惨剧。从他后来向警方交待的言语看,马加爵非常自卑,太需要别人的赏识和鼓励——太需要注目礼,奇怪吗?毫不奇怪!因为人原本就是可爱而又可怜的“注目礼人”。

  结论

  人是“注目礼人”,这原本是最最普通不过的常识,人人都可以扪心自问,从心体认。长久以来,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没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原因可能是西方经济学是与资本主义经济一起成长的,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和富国裕民,这样一来,它更多地就是先验地将人当作了“经济人”。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有一个副标题,叫“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可见他在这里是研究更广泛的社会方面,而不是社会的经济这一个方面,这正是他能够对“经济人”作出深刻的分析和反省的原因。

  将“经济人”还原为“注目礼人”,并不是否定“经济人”,而是为“经济人”作出最明确的证伪,确定了“经济人”的适用边界;在“金钱竞赛”的范围,“经济人”是完全有效的。这也正是穆勒先生一方面声称没有人会如此荒谬地认为人就是“经济人”但另一方面又坚持“经济人”是最接近真理的假说的原因。

  而今的经济学帝国大厦虽然高耸如云,但却岌岌可危,因为地基上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混乱。把“经济人”还原为“注目礼人”并以“注目礼人”作为基石,可以解决经济学帝国的地基问题,避免并修补分裂与混乱,“注目礼人”既能够把“经济人”、“非物质动机”和“非理性”都涵盖在内,也能够把经济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涵盖在内,实现最高的逻辑一致。

  事实上,把“经济人”还原为“注目礼人”将带来一次巨大的颠覆,一方面是平反了许多原被认为不太好或不太现实的观念,如自利,虚荣,无私,大自然,窝里斗,一盘散沙,中华民族性,中华文明;另一方面又要求重新思考许多原被认为是十分正面甚至非常好的理念,如平等,自由,民主,组织化,现代化,科学技术,市场制度,西方文明。拙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对这一系列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和阐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

  我们认为,经济学不应该只是在伦理、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社会、历史等领域攻城略地,它完全能够侵入全部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包括被认为是一切科学之母的哲学,乃至对作为哲学最高峰的“形而上学”发动攻坚战,把哲学家康德当年所提出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从梦想变为现实,从而真正地经邦济世平天下,建立真正的经济学帝国。

  注释与索引:

  01.夏业良:《“经济人” 为何不理性——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述评》,上海证券报,2002年10月17日

  02.[美]劳拉·常:《纽约时报50位科学家》第128页,海南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03.[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第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1版

  04.黄汉平:《世纪之交脑筋更新》,《知识就是力量》1995年第6期第20页

  05.[英]彼得·柯文尼 罗杰·海菲尔德:《时间之箭》第49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06.黄汉平:《世纪之交脑筋更新》,《知识就是力量》1995年第6期第21页

  07.黄汉平:《世纪之交脑筋更新》,《知识就是力量》1995年第6期第20页

  08.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史上的三次危机》,《心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刊)第24期

  09.同上

  10.程恩富 顾海良:《海派经济学》第6辑第140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11.[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01-10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1版

  12.程恩富 顾海良:《海派经济学》第6辑第138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13.同上

  1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第315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

  15.[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6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1版

  16.[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6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1版

  17.[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1版

  18.[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第26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第1版

  19.[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第1版

  20.[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95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9月第1版

  21.[英]大卫·休谟:《人性论》第52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

  22.[英]大卫·休谟:《人性论》第52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

  23.[英]大卫·休谟:《人性论》第52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

  24.[英]大卫·休谟:《人性论》第52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

  25.[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12月第1版

  26.同上

  27.[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38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12月第1版

  28.[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第22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第1版

  29.[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08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12月第1版

  30.[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48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12月第1版

  31.曾国藩传世经典编委会:《挺经解读》第24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32.[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6-7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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