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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总 序   一   人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我认为《道德经》还告诉我们:   一善一恶之谓德,一舍一得是人生。   2005年,离开生我、养我、育我四十年的一汽热土,出来专做管理培训与咨询。曾

道德经的组织经营管理之道-关于战争的成语和造句

  总 序

  一

  人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我认为《道德经》还告诉我们:

  一善一恶之谓德,一舍一得是人生。

  2005年,离开生我、养我、育我四十年的一汽热土,出来专做管理培训与咨询。曾在几家企业担任过副总经理。虽然在工作过程中得到企业上下的大力支持,但也从中感到要在组织内部,颠覆绝大多数人已经奉为圭臬的价值观,推行新的管理模式该有多么难,也深刻体会到“不破不立”的重要性,更认识到一个组织没有领悟“道”,就很难用“术”来实现企业文化、战略目标和执行力。很多企业的不成功,不是方法用错了,而是没有与“道”同行,导致方法偏颇。

  在《黄帝内经》的《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中有岐伯对黄帝说的一段话:“…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我认为在组织经营管理中,也应当做到如此——“循道而为”,这样的企业才能做到“以道御术,成为本行业的潮流引领者。

  遍阅解读《道德经》的书,感觉很多是云里雾里看不明白,于是我决定写一本让读者能看懂的解读《道德经》的书。力争让这套丛书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二

  由于《道德经》的晦涩难懂,让很多人不了解其重要性,不了解老子的历史地位,其实老子在高人心中的历史地位是很高的。

  据《史记》记载,孔子曾数次问礼于老子,在一次问礼退下后对弟子说:“…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制定出天下第一战略的一代名臣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其境界完全符合《道德经》的精髓,以出世的思维打好根基再去入世,此足以见诸葛亮是个深通《道德经》的大家。

  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儒,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在精读《道德经》之后才发现,原来这部貌似出世的奇书,其实全都谈的是如何以“无为”去修身和治国的。

  中国近现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厚黑学》的作者李宗吾曾评价说:“《老子》一书,是周秦学派的总纲,诸子书是细目”;“老子把宇宙真理,古今事变,融会贯通,寻出他变化的规律,定名曰‘道’”;“道流而为仁,德流而为群,仁流而为义,群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了”。

  我深深折服于李宗吾先生,因为他对《道德经》的结论与我是一样的:“老子在周秦诸子中,如昆仑山一般,一切山脉,俱从此出发”。

  佛教在中国能发扬光大,其中也借鉴了很多《道德经》的思想,并不象某些人认为释、道、儒各论各的,不相干的那样。

  著名思想家、文学巨匠鲁迅说:“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中国文化其根在道家,不读《老子》一书,就不知中国文化。”(《致许寿棠信》)。

  今九三学社四川自贡市委副主委,自贡市书法家协会副 ,著名的书法家,傅晓东在其著作《老子解读》的绪论中说:“《老子》是关于物质世界、关于人的思维、关于人类社会、关于人与自然,关于处世、立命、为政、用兵等精深博大的、极具概括力、思辨性的一部《圣经》式的哲学经典,其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和无神论、朴素的唯物主义体系和辩证思想,构成了老子哲学的核心,其关于“有”与“无”、二元对立、矛盾转化、质量互变、以及“心为物役”的异化现象等诸多哲学命题,是西方从古典哲学到近现代哲学逐渐发现与讨论不休的哲学母题。通过比较,我们完全可以确认《老子》一书在人类学术思想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美国的《纽约时报》把老子评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

  《道德经》已经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拉丁文等17种欧洲语言,版本多达500多种。许多外国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都对老子的思想深感兴趣,并从中受到启发。

  英国法雷利设备公司曾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苦心经营十余年,一直业绩平平。前几年,该企业老板读了《道德经》,书中“仁爱与和谐”的思想带给他灵感,他仅将这两个观点用于企业管理,企业就迅速焕发生机,创出盈利200%的不俗业绩,引起了英国众多新闻媒体对《道德经》在组织管理应用的关注。

  德国十九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曾任柏林大学校长,是马克思的老师,马克思最崇拜黑格尔,说是他的哲学思想使德国强大起来),比任何人都崇拜老子。黑格尔在其《哲学演讲录》中,称赞老子是“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的创始人”,将老子的哲学和希腊哲学称为是世界哲学的两大源头。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黑格尔在写文章时就把一个题目分成三部分:正、反、合;一部又分三章;一章分三节;一节分三项,都是正(从积极的角度去看问题)、反(从反面去论证)、合(将正反两方面观点统一起来,站在全局的角度去论述)。

  【相关链接】 黑格尔对“正反合”逻辑是这样描述的:一颗麦粒,开始只是麦粒(正),但它实际上已包含了突破自己、否定自己的因素,这就是要长成麦苗。当它真的长成麦苗时,就不再是麦粒了,而是达到了麦粒的对立面(反)。麦苗最后还会成熟结种产生新麦粒。新麦粒不是麦苗,也不同于原来的麦粒,而是两者综合的产物(合)。

  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曾评价说:“《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十七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根据《道德经》的阴阳理论,提出了后来成为现代数理逻辑雏形的二进制的思想。

  诺贝尔奖得主、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笃好《道德经》,他对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人与自然越来越背离的现状深感忧虑。他认为:“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甚至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人类文明所将达到的状况。”

  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的作者,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托尔斯泰,对奴隶制在俄国如何变革一直很困惑,找不到答案,情绪一度甚至恶化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晚年时,托翁接触到《老子》和《孔子》。在其1884年3月10日的日记里,曾有这样的记载:“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间。安德留沙打翻了墨水瓶。我于是责备他。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是恶狠狠的……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在其1827年3月27日的日记里提到:“我认为我的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因为读《孔子》,主要是读《老子》的结果。”

  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德国人海德格尔十分喜欢《道德经》,把老子的“道”视为人们思维得以推进的渊源,他对老子哲学反复琢磨,并曾与人共同研读、翻译《道德经》,力图用准确的西方文字(不仅仅限于德文)来描述。

  20世纪最杰出的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教授回忆说,他曾去爱因斯坦家作客,发现书架上的书并不太多,但有一本书很吸引他,就是德文译本的《道德经》。

  英国著名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说:“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象一棵烂掉了根的大树”(《中国之科学与文明》)。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时,中国政府送给其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道德经》。

  1988年1月26日,美国已故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了《道德经》中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来阐述如何当好一个总统。

  1993年6月15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老子的忠告——致克林顿》的文章,这篇仅有576个字的短文竟引用了13句老子的经文来点评这位新上任总统的言行,约占篇幅的三分之一。

  德国前总理科尔在北京访问期间,特地到白云观,按照道教的礼节上了香,并高兴地说:“道教在德国人民中很受喜爱。”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在电视讲话中呼吁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老子》,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

  据《社会科学报》于1994年2月17日报道:“在德国,每个企业职工人手一册《道德经》。”

  1998年1月,诺贝尔奖巴黎宣言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科技和文化命题要到2500年前的中国老夫子(指老子)那里去寻找。”

  2002年8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奥地利国家电视中心中国老子摄制组到河南鹿邑等地采风。据他们介绍:“在德国,《老子》一书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一本。”“在奥地利、瑞士等国,许多有文化素养的人士,常常把《老子》赠送给儿女作为结婚的贺礼。”

  由此可见,《道德经》在国内国际都是极受有修养、有身份、有地位的正派人士重视的。

  三

  二战后,日本人把中国的国学思想应用于组织经营管理之中,在资源匮乏的岛国上创造出世界经济奇迹。今天,国学在中国大地又重新热起来,我试图逐字、逐句地连贯上下文,从组织管理的修身、领导、谋略、变革、人才和执行这六个维度,对《道德经》进行相对准确、连贯、顺畅和通俗的诠释,而不是按照《道德经》的篇章去逐一解读,希望不会误导列位看官。如果各位看过本丛书后,能“循道而为,以道御术”,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繁荣”和“富强”,我就欣慰了。

  只要以“道”御“术”,组织虽暂时发展得慢些,但能保证前进的方向不出现偏差。

  如果偏重于“术”,重视外在的“形”,必然会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样板工程、政绩工程,“走火入魔”。孔子精研并整理《周易》之后的结论是“精于术者,定死术下”。

  “道”高于“术”,虽暂时见效慢,然而鹰可以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不会飞得比鹰高。

  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就“道”与“术”曾论述说,正派弟子练武讲求根基,稳打稳扎,而邪派弟子练武但求速成,因此见效快。在修习两派武功的前二十年,邪派武功是占上风的,正派弟子往往不敌邪派弟子;二十年后,正派武功进步越来越快,而邪派武功停滞不前,这时候武林中的高手往往是正派弟子,如少林,武当等正派武功,不仅要比邪派要高,而且气力连绵不断,越斗到后面胜算越大。正邪两派武功的本来并无区别,关键在于研习者的内心所在,比如同是一部九阴真经,在一派纯真、毫无邪念的周伯通手里,练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可自娱自乐的双手互搏之术,而在欲独霸天下,成为武林至尊的梅超风手里硬是把上乘武功练成了恶毒的“九阴白骨爪”。

  吴承恩也特别重视“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故事主题在《西游记》里随处可见。同样是修行成百上千年,心存善念者就成了菩萨、上仙等功力极高的正面人物;如果是图谋不轨者,虽然眼前过得快活逍遥但必定会堕落为妖精。虽然妖精的道行很高,连大闹天宫、敢与玉帝叫板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有时也无可奈何,但最终一定会被菩萨或上仙灭掉。吴承恩就是想通过《西游记》告诉大家:不怕你现在闹得欢,就怕秋后拉清单。

  总有朋友问我“道”与“术”的差别在哪里,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通晓了“道”,其做人的思维和做事的能力比同龄人要高出5—10岁;

  组织的经营管理亦如此:在组织发展的初3—5年内,重“术”的往往发展得很快,但随后死去的也很多,所以有专家总结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7.5年,存活超过10年的不到5%。这是因为在5年甚至10—20年后,组织发展的快慢差别会出现明显不同。没有“道”的组织一定是管理混乱的,虽能暂时生存,但不过是“应付”罢了。比如在1983年,美国通用汽车与日本丰田汽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成立合资公司NUMMI,想借此来学习被誉为“21世纪管理模式”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丰田生产方式——TPS。结果在23年后,通用汽车从全球汽车老大的尊位跌到寻求破产保护的地步,而丰田汽车仅因为金融风暴而没达到当年的预期收益而已,却乘机坐上了全球汽车头把交椅的位置。

  红海组织一般“道、术、工和文化”上肯定是缺项的,于是就只能为了一点可怜的利润,在“红海”里靠低价策略,拼命地相互厮杀。

  组织文化既不是文人杜撰的口号,也不是老总的口吐莲花,它是通过员工的行动实实在在表现出来的,它是领导以身作则对下属潜移默化的影响,是进行时。而今天很多的中国组织领导恰恰在以身作则、潜移默化上是惜“行动”如金,这样是不可能将组织经营管理之道传递给中基层的,当然也许高层就没有组织经营管理之道吧。

  四

  与国学为伍,如何将国学典籍学以致用,我认为通过四个层面可以实现:

  第一个层面是证真,即考古挖掘、“引经据典”,把最真实的古本典籍呈献给大众;

  第二个层面是翻译,即把古籍相对准确地翻译成当代人能理解的文字;

  第三个层面是解读,即从国学中找出对当今社会实践有用的智慧;

  第四个层面是致用,即把国学的系统性知识有效地应用到实践中去,比如葛洪借鉴《道德经》成了炼丹专家,王真(唐宪宗时期的将军,使持节汉州诸军事、守汉州刺史、威胜将军)写出《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张三丰借鉴《道德经》悟出了太极拳,他们都是贯通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层面的大家。

  通过认真解读《道德经》和查询某些字词的含义,在准确理解老子遣词造句的同时,我发现了《道德经》中一些与其他学者不一样的地方,这些话如果理解得不对,恐怕对《道德经》的准确理解会产生问题,希望我的解释能给读者带来收获:

  1.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道德经》第十三章

  2.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道德经》第二十章

  3. 余食赘衣。——《道德经》第二十四章

  4.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

  ——《道德经》第二十七章

  5.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道德经》第三十二章

  6.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道德经》第三十八章

  7. 为道日损——《道德经》第四十八章

  8.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道德经》第六十三章

  在本丛书每一章的后面,我精心总结出与《道德经》本章相对应的“历史经验”,奉献给大家,以说明当时左右历史潮流的人物是如何“循道而为,以道御术,以术治工”而取得成功的,或如何不遵循“循道而为,以道御术”而招致失败的,希望以此能引发国人对国学的兴趣,去钻研更多的史料,让国学发扬光大起来,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现国学的“学以致用”。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在网上查寻了大量的观点与资料,在此向各位朋友表示感谢!

  当初,只因为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开始努力翻译《道德经》,为《道德经》正名,为组织领导者解读一本至高智慧的书。这套书写了一年,修改了半年,终于可以付梓出版了。回首当初,才知道自己选择了一条多么艰难曲折的路去走。在寻找出版社时,又遇到认名气不认内容的出版社,把为子孙后代留思想偷换成潮流、只认效益的出版社,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遇到中国物资出版社,他们同意出版这本书,并派黄华编辑和范虹轶编辑帮助我。在本书出版之际,向中国物资出版社,特别是黄编辑与范编辑表示真心的感谢。

  将这本书献给家父王德厚(后改名王珏)的在天之灵,献给养我育我、教我道理的母亲,献给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拼搏的妻子,献给因我长年努力而很少能得到父爱的儿子王天佐,献给在生活上给予我极大帮助且善良、勤劳的岳父母,也献给所有帮助我成长的朋友和激励我上进的人们。

  2010年 11月30日

  前言(第一册)

  老子主张以迂回的方式达到治世的目的: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道德经》第8章)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第22章)

  “柔弱胜刚强!”(《道德经》第36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道德经》第43章)

  “江河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道德经》第66章)

  《道德经》强调“无为而治”,是因为组织赋予领导掌控资源、指挥管理的权力,权力一旦企图“有为”,必然会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意思是说只有限制领导者的权力(“知止”),组织才能避免危险(“不殆”)。领导可随意发挥的权力范围越小,无为而治的范围才会越大,才越有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自我管理的功能,最终才能实现和谐社会。

  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我们来看看当年翻云覆雨、势利轻薄的贪官,落马后是如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滑稽荒诞和大言不惭地为自己的腐败找“理由”的:

  江西的大贪官胡长清曾这样评价自己:“我当上副省长后,就好象小猫关进牛圈里,天马行空,来去自由。”

  河北的“天下第一秘”李真曾对朋友说:“你在商界为了挣钱,我在官场为了当官;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经商,你支持我从政;我的官越做越大,你的钱越挣越多。”

  广西巨贪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曾这样供道:“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制对于我形同虚设。”

  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贪官胡建学曾这样回顾:“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管了。”

  湖南最大的女贪官蒋艳萍曾得意地说:“在湖南,只要我愿意,就没有接不到的工程。”

  原广东省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开始只是报销自家买水果、面包、鸡蛋、油、米之类的的发票,最后发展到将几十万的公款占为已有,落马后还这样哭泣地辩解说:“我认为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极端好色,到外地出差时,经常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落马后他为自己辩解说,“皇帝还有三宫六院,我有两三个相好算什么?”

  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因买官卖官、收受贿赂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官念”是:“千里来当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他曾悄悄对妻子得意地说:“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

  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微机接口实验室原负责人徐晶贪污公款90余万元,其中30万元用来为她在国外读书的女儿支付学费,徐晶为自己辩解说:“我觉得,这也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

  重庆潼南县委原常委、常务副县长谭新生承认收受“礼金”、“奖金”,但他辩称:“我没有受贿动机,所履行的是正常职务行为,是为了发展经济,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甘肃省庆城县原县委书记张畅钰为其受贿辩称:“他在我办公室里谈完事后放下5万元就走,如果我追出去拒收,很有可能伤害了我们县民营企业家的自尊心,万一导致项目夭折,我岂不是成了人民的罪人。”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原院长刘松涛收受贿赂130余万元,贪财好色。他在审判席上一语惊人:“有很多女人喜欢我,我也没办法”。

  湖南省常德市委原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彭晋镛,受贿42.07万元,侵吞公款65618.24元;有110.2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他的逻辑是“看到别人都在弄钱,我不捞钱,感到孤独。”

  浙江义乌市廿三里街道活鱼塘村原支书金新华,曾在2004年村里修路时,与承包人杨某合谋,擅自将工程造价由每平方米50余元提高到70.25元,虚报工程款48000元,和村会计徐跃前私自平分。虚报前,徐跃前出于担心提出这笔钱不该拿。金新华勃然大怒,反问徐跃前:“我们做干部是为什么?不就是为钱吗?”于是,这个本该是我党最基层的党支部“战斗堡垒”的垒长,就领实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 这么多罪名。

  无独有偶,2010年4月6日,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报道了一则网闻,称山西吕梁上水西村村支书王根平上任不到一年,工作粗暴,说话霸道,还贪污腐败,对举报人实施打击报复,曾当面对一名向其讨要说法的村民吼道:“我不贪污,当官干啥”。如此明火执仗,其后台之硬、横行霸道时间之长可想而知。

  海口市交通局原局长吴淑楷受贿100.9万元,在法庭上提出了辩解,称妻子当时得了癌症,花费巨大,自己收受贿赂是为给妻子治病,是“非常之事,非常之时,非常之机,非常之急”。

  原郑州市电业局物资公司经理李明学,利用职务之便,共贪污、受贿及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款项合人民币1006万元。但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李明学锒铛入狱之际的一句感慨:“不能当领导,当领导身不由己。”

  江苏省睢宁县水利局原局长张新昌对于收受多位下属钱物的辩解颇有“创意”,他在法庭上说:“行贿的人都是含着眼泪让我把钱收下的,我觉得我不收就对不起他们”。

  从以上贪官的供述中,我们看到绝对的权力让他们自身的修养,放弃了对党的誓言,放弃对世界观的改造,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信仰,最终走上了与人民自绝的道路。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西方有“欲灭一国,先灭其文化;欲灭其文化,必先灭其信仰”的说法。我国古代把理想信念叫作“志”,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支撑。高仰的理想信念来自于深厚的自身修养,如果平时不注重自身修养的修炼,必然会成为没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没有正确价值观,只知道追求奢华享受的“行尸走肉”,

  因此,领导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定理想信念,要时刻牢记: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摆,信念的危机是最致命的危机;只有保持坚定、远大、正确的理想信念,才能登高望远,胸怀全局,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才能在重要变革时期、关键时刻,在突发事件面前,经受住考验。

  2010年 9月10日

  前言(第二册)

  我在培训时一直强调,领导力包涵两个方面:会识人用人,让团队和谐;会培养下属,在关键时刻能顶得上去,力挽狂澜。

  三国时期的文学家刘邵在其撰述的《人物志》自序说:“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这就说明领导力是通过艺术性的思维与行为激励部属跟随领导去要去的地方,不是简单的强制,因此领导力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发展速度和提升高度。一个领导只有拥有的强大的领导力,才能带领组织快速向前,实现基业长青。

  《道德经》博大精深、涵盖天地、富有哲理,蕴含着极其深奥的领导力提升智慧,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代的明君和智者,更被世界其他国家的智者所推崇与应用。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君王们莫不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老子的思想是经世安邦之道,是一部“大乘成功学”。

  自韩非的《解老》、《喻老》至今,仅国内的《道德经》解读本就不下千种,这其中既有“九五至尊”的皇帝,又有名垂千古的文人学士,更有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甚至还有自然科学家。

  东汉时期,一些隐居深山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人,创立道教体系,并奉老子为鼻祖,称其为“太上老君”。这就导致后世以为《道德经》是讲“玄虚”的书,以为《道德经》崇尚阴性,如无为、玄牝、雌伏、虚空、柔弱、静笃、恬淡、闲散、忍耐、抱朴、守拙等等。有人更认为老子强调的“绝圣弃智”是在反对仁义智慧和积极进取,主张无所作为、消极被动,甘守懦弱、逆来顺受,甚至曲解《道德论》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为“有为不如无为,有用不如无用,活着不如死了”,真应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静和者养气,养气得其和,四者不衰,四边威势,无不存而舍之,是谓神化。归于身,谓之真人。”(译文:要用“静和”之法养气,养气目的是使上述“四者”(志[意志]、思[思想]、神[精神]、德[道德])平和。上述四者不衰,就能呈现威势,就能无所不为,使气常存于身,使“神”气变化,归之于身,被称为“真人”。)这段话好象是在讲养生的道理,但如果知道这是被世人称为奇才、全才的鬼谷子说的,谁还敢说这仅是在讲养生呢?因此,我们只有准确地解读《道德经》,才能真正明白其中所阐述的领导力的精髓。

  很多人以为发达国家的快速发展是经济发达的缘故,这只是表象,其实真正使他们发达的原因是本民族的“经”,再辅以民主制度、教育制度和健全的法制。“经”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根本!是民族灵魂!是精神支柱!不读“经”、不懂“经”的民族与个人是没有灵魂的,就只能是个被物欲支配的野蛮民族!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只能是一个物欲横流、官贪民盗、自以为是的野蛮荒原!在这个野蛮的荒原上,法律和军队最终都无济于事,这也是玛雅预言几个文化毁灭的原因。

  中华泱泱五千年,典籍极多,我认为要提升自己的领导力,此三本书是不可不读的:

  1. 《三字经》:十岁前读完,记住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史;

  2. 《弟子规》:三十岁前读完、做到,为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是蠹虫打基础;

  3. 《道德经》:三十岁后开始学习,增强修为,加强定力,读到触景生情、脱口而出、时刻勉励的境地。

  熟读并努力实践这三个人生经典,才能做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老子在《道德经》里通篇宣扬的都是如何以符合“道”的“知雄守雌”、“无为清净”去赢得天下。《道德经》的第22章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很多人都只关注了前半句,没有通贯上下文连起来去理解,就断章取义地以为《道德经》是讲无为的,导致他们不知道本章甚至《道德经》的重点就在这后半句,所有的内容都是为这后半句服务的——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2010年 9月10日

  前言(第三册)

  2008年12月18日上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 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九个字“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三不”体现了党中央的治国方针和发展战略是深得《道德经》的智慧的。

  《道德经》第33章提出“强行者有志”,说的就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只要选准方向,就要不畏艰难险阻,全力向前,决不胆怯和妥协,更“不动摇”。

  《道德经》第22章指出如果要成大事、立大业,就必须避免“自见、自是、自伐、自矜”这四种缺点,如此才能“明白道理、树立威信、不断成长”,而唯有“不懈怠”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道德经》第22章提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讲的就是对外不穷兵黩武、争国际霸权,对内不与民争利、扰乱民心,治国不急功近利、操之过急,管理不党同伐异、自毁长城,是谓“不折腾”。

  聪明人的毛病就是不屑于用看似很笨的方法——“道”去做事,而往往喜欢用“术”来快速解决问题。然而不“循道而为,以道御术”,必然会陷入自私自利、急功近利、藏奸耍滑、思想浮躁、阳奉阴违的境地,喜欢逞口舌之利,而不愿意付出努力,甚至会为了头脑里的幻象去饮鸩止渴,于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就普遍出现了道德大滑坡。这也许是因为自古至今,极少有人能透彻、准确地理解、翻译和解读《道德经》,误以为“道”是深奥、晦涩、神秘和务虚的缘故吧。

  其实“道”就在我们的身边,正如孔子说:“道不远人。”庄子当年看不惯某些寻“道”不着,读死书、死读书的‘智者’,就直白地说:“‘道’在蝼蚁,在秭稗(bài),在瓦甓(pì),在屎溺”(《庄子•知北游》)。

  今天,我们常说:

  “道”貌岸然; 孔孟之“道”;

  背“道”而驰; 替天行“道”;

  分“道”扬镳; 歪门邪“道”;

  志同“道”合; 生财之“道”;

  反其“道”而行之; 文以载“道”;

  “道”不同,不相为谋; 安贫乐“道”;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头头是“道”;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盗亦有“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大行其“道”;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大逆不“道”;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离经叛“道”;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大“道”至简;

  这些日常用语都说明“道”就在我们的身边,并不象某些人说的那样深邃而不可得,如果不懂得“道”的本质,如何能做正确的事情呢?

  组织战略是为应对未来环境的变化,对能够保证组织持续、稳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纲领性的战略目标所进行的谋划和决策。

  组织战略是表明组织如何达到目标,完成使命的整体谋划,是提出详细行动计划的起点,但它又凌驾于任何特定计划的各种细节之上。战略反映了管理者对于行动、环境和业绩之间关键联系的理解,用以确保已确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的实现。因此,如果一个组织领导层不能“循道而为,以道御术”,一定是很危险的。纵观历史,所有的组织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消亡的。正是:上帝欲让其灭亡,先让其疯狂。

  2010年 9月10日

  前言(第四册)

  任何事物都处于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组织要想实现基业长青、引领潮流,不被环境所淘汰,不被人痛打落水狗,就必须不断地改善,天天向上。

  读《道德经》有两个好处,教人空杯心态和积极向善,唯有具备这种素养的领导和团队才能积跬步为飞跃、变平凡为不凡、从平庸向优秀。

  然而,两千多年来,能理解到这层境界的人极少。因为很多人受千百年来的误传而不明白“道”是什么,总认为这是说不明白的事情,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于是用一些费解的字或词来表述“道”,结果更加令人费解,导致《道德经》的精髓被忽略了。

  其实,“道”就是规律,是在一定条件下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整部《道德经》都是讲如何发现道、遵从道,不遵从道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我对“道”的理解是:

   “道”的智慧是:“舍得”;

   “道”的理念是:“道法自然”;

   “道”的方向是:“常无为而无不为”;

   “道”的好处是:“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 “道”的作用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 “道”的思路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道”的警示是:“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 “道”的本质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 “道”的外显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

  只有“循道而为,以道御术”的组织才能创造和谐环境,实现基业长青,如果以损人为做事的出发点,绝对不可能上升到“道”的层面。

  当一个组织出现以下征兆时,应及时进行组织诊断,用以判定组织结构是否有加以变革的必要。:

  1. 经营成绩的下降,如市场占有率下降,产品质量下降,消耗和浪费严重,资金周转不灵等。

  2. 经营管理缺乏创新,如缺乏新的战略和适应性措施,缺乏新的产品和技术更新,没有新的管理办法或新的管理办法推行起来困难等。

  3. 组织机构存在病症,如决策迟缓,指挥不灵,信息交流不畅,机构臃肿,职责重叠,管理幅度过大,扯皮增多,人事纠纷增多,管理效率下降等。

  4. 部属士气低落,不满情绪增加,如骨干离职率增加,旷工率,病、事假率增加等。

  因此,组织经营管理的变革之“道”是:

   该做的事,就马上去做,既不超前也不拖延;

   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既不勉强,也不投机取巧;

   组织管理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谋其政,说真话、办实事,既有行动前的计划,更有计划前的行动;

   团队内部是: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协作、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相互理解和相互谦让,而不是欺上瞒下、欺善怕恶、媚上压下、贪赃枉法、坑崩拐骗、下绊设套、胡搅蛮缠和投机取巧等。

  2010年 9月10日

  前言(第五册)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0年6月6日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人才是这样描述的: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人才的服务对象不是某个特定的领导,而是组织。

  “南辕北辙”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成语,它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首先要看准方向,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果方向错了,条件越有利、努力程度越大,起的反作用也就大,离目标就越远。如果把发展规律、企业文化和发展战略决定了一个组织前进方向的话,无疑这就是组织经营管理之“道”,而其他我们所使用的管理方法和操作方法都是“术”或“工”。如果我们在使用人才上,误重用了喜欢南辕北辙的人才,如伯嚭、杨国忠、蔡京、张邦昌、秦桧、严嵩、鳌拜、和坤、对组织来说那将是毁灭性的灾难。

  老子讲“无为”,并不像某些人以为得那样庸俗——躺在床上等着天上掉馅饼,天天享受安逸,什么都推给下属而自己做摔手掌柜的,而是领导不要事无巨细什么都管,象个消防员一样到处救火,象没头苍蝇一样忙个不停。“无为”是要求领导的工作要符合“二八法则”,即用20%的时间把组织文化、发展战略、部门职能、岗位职责、规章制度和管理标准都制定好,然后80%的时间去检查和纠偏,只有这样的领导者,才是组织需要的人才,才能有精力进行缜密思考和精心准备。

  研究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朝代的兴盛往往会伴随着《道德经》研讨热潮的高涨而来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三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而在这三大历史阶段过程中,《老子》的研习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大力推崇。

  汉初,许多大臣热心于钻研《老子》。像张良、陈平、盖公、曹参、吴公、王生、黄子、张释之、司马谈等都治于黄老之学,尤其是曹参接替萧何做相国后,更倡导以黄老之学治国。一时间,朝野上下形成了研习《老子》的社会风气。文、景二帝在这种文化背景的熏陶下,雅好道德之言,实行“黄老政治”,注意“休生养息”,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遂促成了“文景之治”的社会繁荣,也才有了其后汉武帝开拓疆土的可能,并对“昭宣中兴”有着深刻的影响。

  唐朝开国之初,唐高祖李渊追认老子为其远祖,号召朝野都研读《老子》,他甚至还派遣道家学者远涉高丽国讲授《老子》。其后,唐太宗李世民也选择了《老子》的“清静无为”作为治国方针,起用道学高士魏征为相,最终造就了颇受后世所称道的“贞观之治”。

  盛唐之际,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注解《道德经》,颁示天下,诏令士庶家必藏《道德经》一本,置“崇玄学”博士,命令其生徒都要学习《道德经》等道门要典。由于唐玄宗继续贯彻“崇道”的文化政策,朝野研习《道德经》的浪潮更显波澜壮阔,使社会达到了唐朝的鼎盛阶段。虽然不能说盛唐的经济繁荣与倡导《道德经》的研习风气有必然联系,但恐怕谁也无法否认这种文化导向对政治的重要影响作用。

  从以上历史故事中我们看出,真正有为的领导,恰恰在运用《道德经》来培养合格的人才,以此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这说明《道德经》在组织的经营管理、人才的选拔任用上,是实实在在可为的,并不是虚无飘渺的一门学说。

  2010年 9月10日

  前言(第六册)

  组织的经营管理分三个层面:“道”、“术”和“工”,“形”是一个组织的表现,“形”之上谓之“道”,“形”之中谓之“术”,“形”之下谓之“工”。

  “道”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术”是做事的具体方法,“工”是工作完美表现的执行过程。在组织管理中,各级人员如果能把握好“道”、“术”和“工”的分寸,才能保证基业长青:

   高层:“循道而为”——遵从“道”,掌握“术”,了解“工”;

   中层:“以道御术”——了解“道”,精于“术”,具备“工”;

   基层:“以术治工”——响应“道”,懂得“术”,精于“工”。

  “工”就是执行力,指的是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意愿、能力与程度,是把企业战略、发展规划转化成为效益、成果的关键。

  执行力差是组织最大的成本,不仅会消耗大量的人才、财力和物力,更会让组织错过机会,直至影响组织的战略发展。

  执行力差源于领导的特权情结和组织中特权阶层的存在。组织的规则是领导者们制定的,如果领导者不带头执行,不仅会如皇帝的新衣般被下属看不起,更无法通过参与执行,及时、准确地发现执行是否能够准确实现目标,以及当初所制定的目标应如何调整。

  领导者制定规则也要遵守规则,因为只有在参与执行的过程中才能够及时、准确地根据执行的情况随时调整策略,这样的策略才是应变环境的良方。如果领导者角色定位,错把大撒把当成是授权,等到发觉策略已无法再调整,只能被迫接受损失了。

  因此,执行力不仅是战术问题,更是战略问题,它是系统工程,更是学问,执行力就是每个员工在每个环节民、每个时刻都能做到一丝不苟。领导是组织的灵魂,领导的思想高度决定了组织的执行力,而执行力决定了组织能达到的战略高度和发展速度。

  组织各要素(方向、速度、人员、管理、设施、技术、材料和环境等)都时刻在变化,无法用固化的管理思维去看待,因此领导工作是一门艺术,能做好组织管理,保证组织有强执行力的领导都是管理艺术大师。

  执行力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能够准确理解和接受命令与规则的思想;第二个层面是能够一丝不苟地按照预定的计划行动,把目标变成现实的过程。

  任何事情的实现都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立马见效。在浮躁的环境里,往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心态,脚踏实地地做事,不急功近利,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向前迈进,这里体现的就是“循道而为、以道御术”的执行力。

  在管理中,人的工作是最难做的,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潜心的经营,因此实现执行力的过程其实是在不断地改变人。

  在组织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再伟大的目标,再完美的方案,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行与之相匹配,最终也只能是镜花水月、纸上谈兵。要加强执行力的建设,就要在发展战略、组织架构、人员配备、操作流程及执行标准上有效地结合企业现状,并减少制度漏洞,设定目标标准,有效落实监督,将企业整合成为一个安全、有效、可控的整体,执行力自然就会得到实现。

  “知易行难”,优秀与平凡的差距其实就是执行力的差距,一个优秀的组织在与其他组织做着同样的事情,只是做得更好、更到位,执行得更有效果而没有任何借口。

  能带领组织从平凡走向优秀的领导者,都是那些能信念坚定、脚踏实地、认清形势、把握问题、勇于面对的“全才”级领导。

  2010年 9月10日

本文标签: 道德经   经营管理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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